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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首次提出內地與港澳“融合發展”意義重大，應賦予大灣區作為港澳同胞“第一家園”的功能定位。 |
中評社╱題：“雙循環”格局下深化粵港融合發展 作者：束沐（香港），中評智庫研究員、中評社研究部主任
香港與大灣區融合發展要緊抓“暢通”這個主題，各界要正視兩地合作面臨的“通而不暢”問題，“深港同城化”需儘快提上日程，公共服務與城市功能規劃對接等問題是亟待解決的難點。應善用大灣區堅持和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政策創新空間，調整優化兩地公共資源空間佈局，以醫療和教育融合發展、雙向普惠為試點，讓大灣區成為港人赴內地發展的“第一家園”。深港兩地還應加強治理與政策協調機制的頂層設計，探索稅制通、數據通和保障通的“新三通”體制機制。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大會上指出，促進內地與香港、澳門融合發展、相互促進①，其中“融合發展”係首次提出。在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四五”規劃建議中，中央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高品質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政策措施②。近期，特區政府與廣東省就實施《粵港合作框架協議》2020年重點工作列出57條具體措施③，促進兩地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正在不斷完善。
深化兩地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既是大勢所趨，也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但長期以來，由於體制機制障礙，以及思想觀念的束縛和局限，粵港兩地尤其是香港社會，對融合發展存在認識偏差、執行不力、成效不明顯等矛盾和問題，兩地雖然在硬件上已經形成“一日生活圈”的基礎，但在經濟民生、公共福利、社會保障等領域尚未完全對接，仍然面臨不少難點和痛點。
本文將圍繞如何堅持和善用“一國兩制”制度優勢，以“暢通雙循環”為牛鼻子，以“深港同城化”為突破口，通過統籌優化兩地公共資源佈局，進一步推動粵港兩地融合發展，提出一些觀察、思考與建議。
一、兩地融合發展需擺脫思想觀念束縛，香港社會應全面準確把握“雙循環”本質要求，調整“惠港”片面心態，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制約
近一段時間，香港社會各界對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的涉港段落、“十四五規劃”建議的對港政策部分展開熱烈討論，還有的結合國家剛剛下發的《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談了香港的角色。總體來看，大部分的解讀都是積極的、建設性的，但還是存在泛泛而談、找不到重點的問題。香港社會應該從以下四個方面深入思考：
第一，“暢通”是“雙循環”的牛鼻子，“通而不暢”是香港與內地融合發展面臨的最突出問題。2020年以來，“國內大循環”與“國際國內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成為當仁不讓的輿論熱詞。黨和國家之所以提出“雙循環”，並不僅僅是為了應對疫情、中美貿易戰、逆全球化等風險，而是基於對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環境與目標的科學研判。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鞏固、增強、提升、暢通”的“新八字方針”，其中在“暢通”方面，中央首次提到“要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形成國內市場和生產主體、經濟增長和就業擴大、金融和實體經濟良性循環”④。這是中央在建國之後第二次提出“八字方針”，上一次是在1959年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歸根溯源，我們理解和把握“雙循環”，就一定要抓住“暢通”二字，這是主要矛盾所在，也是牛鼻子。
中醫有句名言“通則不痛，痛則不通”。暫時排除疫情“封關”影響，兩地間現有7個客運關口、5個公路貨運關口、2個水運關口、1個高鐵關口、2條城市軌道交通對接，還有水、電、氣以及蔬果副食品的24小時供應鏈。“通”看起來不是問題，但香港社會對兩地合作的“痛點”數不勝數，這說明現有的“通”還屬於低層次、低水平的“基本款”，距離“暢”以及“融合發展”的客觀形勢和主觀要求還有很大差距。不久前，全國港澳研究會徐澤會長做了《著眼全局、因應變局，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主旨發言，列舉了兩地人員跨境流動、貨物流動、信息流、車輛往來的障礙，以及大灣區缺乏常態化的協調機制、三地規則不對接、政策“最後一公里”等問題⑤。可見，幾乎大灣區所有現存的問題總結成一個詞，那就是“通而不暢”的問題。
第二，中央首次提出內地與港澳“融合發展”意義重大，應賦予大灣區作為港澳同胞“第一家園”的功能定位。習總書記在深圳重要講話中指出促進兩地融合發展，是在特區建設“十條經驗”中的重要論述，具有綱領性和理論性。相較於一直以來常講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融合”是在兩岸關係上的官方表述⑥，所以此次中央首次定調港澳與內地“融合發展”意義非凡。和“融入”相比，“融合”有三大涵義：一是雙向的，而非單向的；二是有共同目標的，這在宏觀上是“一國”與“兩制”的辯證統一，在微觀上是深圳與香港之間“社會主義示範區”與“資本主義管轄區”的共同發展、優勢互補；三是與“暢通雙循環”構成了一體兩面、相輔相成的關係。
“暢通”是“融合”的前提，而“民心相通”是“暢通”的根本宗旨。目前，兩地間人流、物流的硬件交通設施齊全，近年來香港電訊企業推出“大灣區套餐”、香港銀行推出“大灣區開戶”等便利措施，資金流、信息流愈加暢通無阻，兩地生活愈加便捷。但為何近年來兩地民眾心理距離越來越遠？不僅港人對內地的親近感、認同感更趨冷漠，內地民眾對香港的好感度也不斷下降？我們應該正視兩地民心隔閡的嚴峻現實，堅持不懈地推動兩地民心相通。但是，民心相通不是靠簡單的“民心工程”，而是靠和風細雨的深耕細作，需要有政治定力和歷史耐心，不求眼前或短期的成效。香港與大灣區（或深港）合作，不能衹著眼於基礎建設、產業政策，更關鍵在於人居環境。借鑒福建在兩岸交流中台胞“第一家園”定位⑦，我們應該把以深圳為首的大灣區九市作為港人“第一家園”。換言之，港人到大灣區要有“家”的感覺、“家”的便利、“家”的認同。
第三，香港要儘快調整“求惠港禮包”的慣有心態，打破思維定勢與既得利益格局制約。習總書記這次明確指出，特區是幹出來、闖出來、創出來的。此次中央以清單批量授權方式賦予深圳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更多自主權，一攬子推出27條改革舉措和40條首批授權事項，這恰恰說明新時代建設好經濟特區，“放權賦權”才是中央最大的支持，並不是靠什麼“優惠政策大禮包”。這對香港而言是一個警醒。長期以來，無論是港區代表委員在兩會上的議案提案，還是部分人士對特區政府向中央“尋求政策支持”的片面期待，都凸顯出當前香港社會普遍存在“等靠要”心態。
不僅如此，目前兩地融合發展還受到既得利益格局的制約，利益固化帶來了思維僵化。以香港部分團體人士倡議的“內地港人社區”或模仿“橫琴模式”建設“香港城”為例，這些建議都為了爭取內地支持香港開發商，以填海或在內地“圈地”方式獲得土地資源進行開發、興建住宅。事實上，近幾十年來港資地產在廣東建設了大量所謂“港式”樓盤社區，也吸引不少港人入住，但由於當地缺乏配套規劃，周邊公共資源難以符合“港式”標準，“香港城”基本上有形無實，當地人居環境、優質公共服務和資源供給也沒有明顯提升。可見，“內地港人社區”的建議本末倒置，照搬“橫琴模式”更是行不通，既得利益集團先入為主的思考，往往把兩地融合發展帶向歧途。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關鍵在於頂層設計，善用“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通過自上而下的戰略佈局，打破固有資源和利益格局的限制，打通長期困擾兩地融合的“腸梗阻”，令基層民眾更有幸福感、獲得感，真正將大灣區視為“第一家園”與“共同家園”。決不能變為少數既得利益集團爭取資源、謀取私利的工具，炒作或透支大灣區概念，以至於延緩甚至阻礙兩地融合發展進程。
二、調整優化兩地公共資源空間佈局，以醫療和教育融合發展、雙向普惠為試點，讓大灣區成為港人赴內地發展的“第一家園”
正如前文所述，“內地港人社區”存在本末倒置的問題，如果真正要為港人在內地發展創造更加便捷有利的條件，並非是先起樓、再量身定做一套符合港人生活方式的社區服務。問題的關鍵在於調整和優化粵港兩地公共資源的空間佈局。
香港目前的醫療、教育、養老等基本民生服務資源，總體品質雖然在全球排名前列，但存在資源短缺、過於集中、受眾結構失衡等突出矛盾：一方面，由於內地高水平現代服務業供給不足，以內地旅客為主的非香港居民為了追求高品質服務湧入香港，加劇了兩地社會矛盾；另一方面，正因為內地缺乏與香港品質相當的民生服務，港人赴大灣區長期居住發展的誘因不足，再加上兩地社會保障制度差異，即便長居內地的港人也優先習慣於回港享受相關服務，增加了兩地融合成本。
因此，調整和優化粵港兩地公共資源的空間佈局，需要發揮中央政府在大灣區建設全局中的統籌作用，通過科學規劃、制度創新、政策對接，協調香港本地優質公共服務資源在大灣區落地，並以公共資源帶動周邊配套現代服務業精準投放，進而形成群聚效應，吸引更多港人在大灣區就業創業、置業興業，真正產生對大灣區“家”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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