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記者：香港已進入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最危急的時刻，我們看到，第五波疫情已處於完全失控的邊緣，您認為導致此波疫情最終淪陷的主要問題到底在何處？
陳勇：新冠疫情本是“天災”，但香港防疫工作陷入混亂，特區政府應該真正擔當好主體角色，同時還得依靠中央支援。香港屬於東西方交界處，兩種意識型態交織著，導致香港社會出現了一種向病毒共存乃至投降、偏向英美理念的趨勢，特區政府的政策亦是搖擺不定，使得控制住第五波疫情的良機屢次錯過。我認為，第一，縱觀世界，我們選擇實行“動態清零”政策，市民生命至上，絕不與病毒共存，事實證明了抗疫工作做得最好的就是我們國家。根據全世界的新冠感染數量平均值，我們國家比他們低了幾百倍。
第二，從東西方防疫思維的差異來看，東方國家都是接近中國的抗疫理念，只不過他們能力不夠，心有餘而力不足，但其實他們如果能夠控制，亦希望維持“動態清零”。這種防疫理念的差異，是東西方智慧和制度不同造成的，西方是“躺平式、被動式”抗疫思維，我們是“動態清零、主動式”思維。
第三，回顧中華民族千年史，從大禹治水開始，中華民族就能勇敢地去和自然災害戰鬥，致力挽救更多百姓生命，但反觀西方，是選擇造船躲避，躲避不了就請求上蒼保佑。這種從古至今延續的思維差異，造成新冠疫情爆發之初全世界都在抗擊疫情，但西方覺得其成本太高，就選擇“與病毒共存”，但我們有數千年的“生命至上”傳統，充分體現出民族自信和制度優勢，對抗擊疫情必須堅持到底。
香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一直是“小政府、大市場”，但抗疫時期的思維就應該改正，要對社會有更強的主控力。兩年前疫情爆發之初，防疫工作本來做得不錯，但是有的人強調所謂純粹的個人自由，不顧大局，並傳播這些歪理，很多市民被洗腦，逐漸接近西方思維，同時亦影響了特區政府相關部門的官員，他們思維中更傾向於“躺平”，不想給自己添麻煩。香港十幾萬公務員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只是以“打工仔”的心態做防疫抗疫工作。他們認為自己本身不干這個活，就不應該去做。結果就造成了前幾次都差點通關，結果每到最後就功虧一簣，無法守住最後一道大門，故有現在的第五波疫情之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