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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瀾昌認為，居屋必須只用來解決住的需求，不應變成炒賣的商品（中評資料圖） |
中評社記者：香港年輕一代，面對難以企及的高樓價，很多人無法依賴父母就選擇“躺平”。從青年角度來看，您認為加大居屋在公營房屋的配比，有什麼樣的意義？
劉瀾昌：對於他們人生來說具有決定性意義，如今許多香港青年奉行所謂的“躺平主義”，就是因為缺少往上流的機會，他們感受不到工作崗位的上升、生活水平的提高、居住環境的改善等。相當多的青年實際上是過一天算一天，持著很消極的人生態度。香港回歸時期的那幾年被稱為“起飛的年代”，基本上一個家庭中每個人的收入每年增幅達10％至25％，算是一個很大的幅度，所以那時的人精神面貌完全不同，時刻保持向上奮進的狀態。而現在基本上大家都看不到前景，覺得做與不做都不會影響結果。因此，社會能否提供一個看得見的目標是年輕一代在人生發展階段中是否有充足動力的重要一環，比如花5到7年的薪資就能置業，他們就將更有動力去實現願望。
中評社記者：您認為，興建居屋對私樓是否會有影響？
劉瀾昌：影響肯定有，但我認為，這個影響不是負面的，反而是正面的。對於香港政府來說有兩種觀點，一是港府的部分財政收入來自於高地價、高租金、高樓價這“三高”，所以希望把樓價繼續推高。二是政府的基本責任就是讓所有港人安居樂業，必須照顧民生，房價就不能太高。因此，港府應平衡好這兩種觀點，壓抑樓價的同時不要大起大落。居屋正是這其中的“調節器”，就如同一個水庫，蓄水太多就適當開閘，水量不夠亦可以關閘持續蓄水。新加坡本來是模仿香港公屋的模式，但他們將重點放在了組屋，而不是廉租屋，就讓大多數新加坡人能夠安居樂業。新加坡房屋組成方面，私樓佔小部分，最大頭就放在組屋上，這個概念其實和香港的居屋是同一個意思。
中評社記者：特區政府在2018年將公私營房屋比例調整至7：3，雖然公營房屋佔比有所上升，但居屋和公屋的供應卻存在明顯的比例失衡。對比過去10年新落成的住宅，私樓、公屋分別新增了15．6萬、14．1萬，而居屋僅增加了2．6萬個單位。您認為，在公營房屋中，公屋和居屋的比例應該分別是多少比較合適？
劉瀾昌：我認為公屋和居屋的比例應該顛倒過來，在公營房屋中，居屋的比例應該佔到八成以上，公屋的比例只需規劃到兩成左右。但現今一直是公屋佔比大，突然扭轉不太現實，有一個較長的緩衝期。因此遠觀未來，公營房屋裡居屋應該佔大比重。
近日香港政府發表了《長遠房屋策略2021年周年進度報告》，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數據是推算了未來10年的總房屋供應目標為43萬夥，與去年一樣。第二個重要指標是繼續沿用公私營房屋的“七三”比例。這兩個指標絲毫沒有變化，我對其是非常不滿的。中聯辦去實地視察劏房，整個社會的輿論都指向告別劏房，結果這次報告中既沒有告別劏房的內容，亦沒有改善香港居住環境的內容，更沒有關於居屋的內容。總體上，房屋策略一點不變，10月港府發佈新的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構想，畫了一個“大餅”，結果十年建屋計劃又沒有調整，這種施政的態度港府應該反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