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企業自身創新研發投入在滿足個性化、少批量產品為主要特征的市場需求的前提下，並不具有產業廣泛的技術溢出效應和大批量產品的拉動效應，這就會導致本土企業自主創新能力體系和培育和提升，但是未必能夠帶來大範圍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對經濟增長動力的支撐作用比較有限，從而導致新經濟新動能對中國經濟的支撐作用不足。
第八，無論是從加快傳統製造業的轉型升級角度來看，還是從推進高新技術產業或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壯大角度來看，各個層次的人才缺乏問題已經成為制約東部和中西部地區長期發展的突出問題，這是阻礙中國眾多地區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和替代的突出因素。
第九，在中國金融體制改革沒有打破間接融資主導模式，製造業企業和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難題，在短期內無法得到有效解決，這會嚴重阻礙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壯大。
文章指出，在此基礎上，總體改革調整原則是：各級政府今後一段時期內的改革舉措以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發力點，要更加聚焦於推進和促進以製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部門新舊動能的轉換和替代。要將打造“新型舉國體制”和“競爭中立”相融合相結合的新型政策組合體系，調整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原則。
從短期政策角度來看，近期中國仍有調整和降低基準利率的空間，但是，從中國的現實狀況來看，如果基於促進製造業部門新舊動能轉換的角度，針對製造業企業和中小微企業的減稅降費政策，要優於降低基準利率的貨幣政策，針對高新技術企業的加大研發加計扣除政策和先進生產設備減稅抵扣政策，要優於政府財政資金補貼政策。
文章建議，當前最為緊迫的改革著力點應該是，全面清理清退中國各級地方政府採取的以政府補貼為主的產業政策和創新政策。特別是要逐步取消針對專利的各級各地政府財政資金的補貼和獎勵政策，適度調整中國各級政府當前實施的高新技術企業認定制度以及企業所得稅減免政策，要將維護市場公平競爭機制的建設任務，上升為總體層面的產業政策。要將中國各地政府的產業政策和創新政策的改革重點，落在對強化和提高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和提高違法成本方面，落在約束和控制政府對市場經濟的不合理干預行為以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落在構建有利於創新創業的國際一流營商環境等重點方面。
從中長期角度來看，中國製造業部門“降成本”政策的有效性，必須依賴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行政成本的根本性改革路徑，重點是要降低政府財政供養人口規模、適度收縮政府治理層級和政府行政機構規模、激發政府官員行政效率和主動創造能力。特別是建議前瞻性研究穩步壓縮甚至取消鄉鎮行政機構的重大改革舉措，建議逐步採取將公務員隊伍壓縮三分之一和提高公務員收入並行的重大改革舉措，通過將政府官員權力的標準化、市場化和效率化，來倒逼和適度收縮政府官員規模，從降低新政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渠道來取得降成本的制度性持久效果。同時，針對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中蘊含的巨額高質量投資需求以及巨量創新研發投入特征，加快構建內在需求相匹配的現代金融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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