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6日電／2019年4月，增值稅減稅正式落地，標誌著大規模減稅從逆周期調控的“舊配角”升級為“新主角”。
第一財經日報發表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程實，工銀國際高級經濟學家錢智俊文章認為，這一轉變驗證了中國經濟“增質”時代下沉政策重心、激活微觀動力的新思路，有望釋放出三重紅利。
第一，約51%的減稅紅利預計將通過“降價效應”轉化為消費者福利，有效緩衝“豬周期”的通脹衝擊。由此，2019年通脹走勢雖有起伏，但風險可控，CPI同比增速突破3%的可能性較小。第二，約49%的減稅紅利料將直接惠及企業部門，抵減PPI增速低迷的外溢影響，穩定企業利潤增速和投資意願。第三，大規模減稅實現了供給側改革“2.0”的關鍵一躍，不僅有助於推動資源向新興產業配置，亦將漸次減弱宏觀高杠杆的結構性風險。得益於上述紅利，2019年“豬周期”不會實質性壓縮貨幣政策空間，央行仍將在穩健立場下保持流動性的合理充裕。基於貨幣政策和減稅紅利的雙重支持，中國經濟有望在二季度延續企穩趨勢，經濟“增質”所培育的理性繁榮值得期待。
紅利之一：紓解“豬周期”通脹衝擊
2019年開年至今，新一輪“豬周期”來勢汹汹。面對由此產生的通脹壓力，4月1日及時落地的增值稅減稅有望發揮重要的緩衝作用，全年通脹走勢雖有起伏，但風險可控。CPI同比增速突破3%的可能性較小，全年通脹中樞料將升至2.5%。
其一，“豬周期”的通脹衝擊。鑒於2018年四季度以來生豬供給能力已跌至歷史低位，叠加非洲豬瘟的後續影響，本輪“豬周期”引致的豬肉價格上升和通脹上行壓力恐將超越上輪水平。根據我們估算，2019年全年豬肉價格漲幅的基準預測是50%，極端情況下可能達到60%。考慮到CPI中的豬肉價格權重為2.5%，因此“豬周期”對全年通脹的提振作用約為1.25個百分點，極端情況下可達1.5個百分點。
其二，增值稅減稅的“降價效應”。根據學術研究，我們以消費規模為權重，計算得出全行業消費者對增值稅的平均稅負承擔比例約為51%。這意味著，本次增值稅減稅每下降1單位稅負，就有0.51單位轉化為消費者福利，並通過市場競爭下的商品價格下降體現出來。根據我們此前研究，2019年增值稅減稅預計降低稅負約8657億元。因此，可以初步推算，相應的“降價效應”有望拉低CPI同比增速約為0.61個百分點。
其三，“升-降-穩”的通脹走勢。經過增值稅減稅的對衝後，2019年“豬周期”的通脹淨衝擊在基準情況下僅為0.64個百分點，在極端情況下為0.89個百分點。再考慮到2019年總需求難有內生性的強勁復甦，除豬肉外，其他消費品的通脹動能較弱，因此2019年全年通脹風險不會失控，CPI同比增速突破3%的可能性較小。但是，值得強調的是，“豬周期”和“降價效應”的效果在時序上並非完全匹配，由此將導致季度通脹的反覆起伏，形成“升-降-穩”的走勢。我們預計，2019年二季度，“豬周期”將是主導因素，推動通脹壓力階段性高企，衝至全年高位；三季度，增值稅減稅的“降價效應”開始發力，抵減“豬周期”的部分影響，引導通脹回落；四季度，隨著“穩增長”政策開始喚醒內生需求，總需求初步擴張，並帶動CPI同比增速的企穩反彈。
紅利之二：穩定企業盈利和投資意願
2018年11月我們曾經撰文指出，工業企業盈利下滑並帶動製造業投資降速，將是2019年“穩增長”的核心挑戰之一。2019年年初至今，PPI的低迷正在推動這一憂慮加速兌現。歷史數據顯示，2012~2018年，工業企業利潤月度同比增速與PPI月度同比增速的相關係數高達0.58。2019年1~2月，隨著PPI同比增速下滑至0.1%，工業企業利潤的累積同比增速降至-14%，製造業投資的累積同比增速降至5.9%。面對這一挑戰，本次增值稅減稅將成為關鍵的穩定器。根據我們的測算，本次增值稅減稅紅利中，除流向消費者的51%外，剩下的49%部分將直接惠及企業部門。其中，約3145億紅利將流向工業企業，並轉化為企業盈利。這預計將對2019年規上工業企業利潤的同比增速產生4.7個百分點的正向影響，對主營業務利潤率產生0.3個百分點的提振作用，從而減緩企業盈利的下行趨勢。與此同時，前期“穩增長”政策亦正在激活企業的微觀活力。以2019年1月為起點，經濟動能指標（新訂單-產成品庫存）連續反彈，表明企業走出“去庫存”階段的步伐正在加快，並引導了PMI在3月超預期回升。如果這一趨勢能夠延續，未來有望漸次推動PPI增速走出低谷。基於上述作用的合力，2019年工業企業利潤增速雖然中樞下行、走勢疲弱，但不會出現失速風險，並有望在下半年開始逐步企穩。
紅利之三：推進供給側改革“2.0”
從更長遠的視角來看，不同於此前的逆周期調控，2019年大規模減稅由“配角”升級為“主角”，構成了供給側改革“2.0”的關鍵一躍。其在加碼“穩增長”的同時，亦有望為“促改革”、“調結構”和“防風險”提供長期助力。
第一，在要素配置層面，如果財政刺激一味依賴擴大財政支出，則會過度增強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導致經濟結構扭曲、資本回報率下降、擠出私人投資等資源錯配問題。與之相比，增值稅的減稅紅利能夠通過市場優先配置到高效率的主體，進一步發揮市場的調節功能，為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的後續深化夯實基礎。
第二，在產業結構層面，增值稅減稅對微觀企業的生產效率具有顯著且持久的提振作用，這一作用對私企的影響力度強於國企，對高新技術行業的影響力度高於其他行業。因此，大幅調降製造業增值稅稅率，有利於激發民營、中小企業活力，加速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新經濟的成長，使“知識紅利”更加充分地推動中國製造業的高端化發展。
第三，在債務結構層面，增值稅減稅雖然不影響企業的總體杠杆水平，但是能夠顯著改變企業負債的期限結構，降低流動負債占比，提高長期負債占比，且私企、中小企業對這一作用更加敏感。得益於債務結構的優化，企業將減少風險壓力更大的流動負債，避免因市場流動性衝擊而觸發大規模違約風險，不僅增強了對債務通縮的免疫力，亦將為結構性去杠杆打開騰挪空間。
文章指出，三重紅利盤活“增質”全局。2019年增值稅減稅落下關鍵一子，正在盤活中國經濟“減速增質”的全局。第一，得益於減稅的“降價效應”，2019年“豬周期”引致的通脹壓力不會失控，難以實質性地限制貨幣政策空間。因此，央行仍將保持穩健的貨幣政策，流動性料將繼續維持合理充裕。第二，基於貨幣政策和減稅紅利的雙重支持，一季度初現企穩信號的中國經濟，有望在二季度進一步鞏固向好勢頭，超預期的增長韌性料將在更多維度顯現。其中，二季度基建和消費數據可能率先好轉，而下半年工業企業盈利數據料將接力企穩。第三，受惠於減稅帶來的結構性調整，中國經濟“增質”步伐有望提速，並在全球復甦踟蹰的大背景下呈現比較優勢，由此所孕育出的理性繁榮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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