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1日電／今年以來，資本市場再度萬眾矚目，可以說，當日交易額過萬億的時候，股市的每一絲波動都會牽動千萬人的神經。從1990年證券交易所開業，資本市場迄今已經走過了近30年的路，且路途坎坷，按大家普遍的認知，股市近30年的歷史就是熊長牛短，儘管股指也在不斷在走高，但與經濟體量的累計增幅形成巨大反差，與樓市暴漲的反差就更大了。
資本市場，顧名思義，就是交易資本的市場，包括股票、債券及各種衍生品等交易。過去那麼多年來，投資者既害怕股市規模“擴容”，又害怕市場資金流失，於是每逢市場低迷，便暫停新股發行，鼓勵資金入市；而且，很多投資者喜歡借殼上市、併購重組、高比例送配等資本遊戲，說白了，新興市場的投資者敬畏資本遠勝於敬畏市場。
下面通過我經歷的一些事例，來談談我對資本市場理解和認識，重審為何要敬畏市場的理由。
A股要走向成熟仍需漫長的時間
記得在1995年的時候，有主流觀點便認為，中國股市五年的發展速度相當於西方股市200年走過的歷程。若將1995年A股市場的交易撮合速度、信息化水平、市價總值、交易額等指標與西方成熟股市作比較，認為我國股市規模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世界一流股市的水平。
的確，若將上交所1994年股票交易額折合成美元，並與摩根斯坦利國際資本公司所作的全球股票交易情況統計作比較，年成交額達674億美元的上交所居然可以名列世界各大證券交易所投票交易額排行榜的第15名。在硬件設施方面，兩地證交所也顯示出雄厚的實力，一流的交易撮合系統，最快捷的信息發布方式及超大容量的電腦儲存系統足以同世界上任何一個一流證券交易所媲美。
但我認為，股市不可能超越一國經濟條件而發展，它也不可能成為不發達金融市場中的一枝獨秀;只有當一國經濟水平接近發達國家水平，而且包括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 場、黃金市場在內的金融大市場走向成熟之時，才會給股市走向成熟創造條件。
縱觀世界一流股市所在國的經濟實力，其人均GNP水平無一不在10000美元之上，而人均GNP水平是 較能客觀反映一國綜合國力的代表性指標,我國人均GNP僅為450美元左右，不足發達國家的5%，很難想象在一個經濟實力不很弱的國家中會出現一個世界一流的股市。
基於此，1995年我寫了一篇報告——《中國股市、股價與經濟發展》，發表在當初學術性較強的《證券市場導報》上，從證券化率、波動率、換手率、利率市場化程度等分去分析A股市場的發展水平，認為A股具有低證券化率（1994年為6%）、高波動率和高換手率及利率市場化程度低的特征，並斷言中國股市走向成熟大約需要20-25年時間。此言一出，被很多人指責為過度保守。
如今，已經過去25年了，但與成熟市場的距離依然遙遠，我當初的悲觀預判，如今看來真是太樂觀了。
即便從如今人民幣國際化程度、利率市場化水平以及投資者結構等去看，成為成熟市場恐怕還需要20多年的時間吧：A股剛剛才被納入到MSCI的新興市場指數中，境外投資者持有的股票市值占流通總市值的比重只有3%，大約是韓國、印度及台灣地區新興市場的十分之一左右。
記得有一種說法：美國股市從散戶時代到機構投資者時代，大約花了70年時間，即從20世紀初到70年代中期以後機構投資者主導市場。與此相比，A股市場確實還是非常年輕的市場，散戶的交易量要占全市場的80%左右。
但雖然是年輕的市場，畢竟在走前人走過的路，成熟的速度應該會快於如今那些發達的市場，但這需要認真學習發達市場的曾經經歷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例如，美國股市嚴格執行退市制度，這才是美國股市牛市時間遠超熊市，累計漲幅巨大的原因。美國上市公司的歷年平均退市率達到10%，而中國過去28年退市率不足2%。
我們的做法或許出於父愛式的本能，功利性、目的性過強，如過去是為國企解困、如今是為落後地區扶貧服務，把企業上市當作一種資源供給，偏重於市場融資功能的發揮，卻忽視了投資功能的保護；不退市似乎是為了讓投資者免遭重大損失，但實際上卻讓股市缺乏優勝劣汰的市場化機制，導致造血功能缺失。
中國有一句話叫欲速則不達，世上最嚴苛的上市標準，卻難以培育出大批優秀的上市公司。美國2-3%的GDP增速，對應上市公司10%左右的ROE，而中國6-7%的GDP增速，只對應上市公司6%左右的ROE。
市場之所以需要敬畏，是因為再高的智商，也無法預知市場的明天會怎樣；再多的政策工具，也難以讓市場馴服。1995年之前的國債期貨市場，從清冷到癲狂，無論如何干預，都無法讓它循規蹈矩，最終只好一關了事。
中國直接融資比重究竟能不能提高
1996年，我到君安證券研究所從事宏觀研究，當時公司領導就給我布置了一個課題，研究美國的資本市場和投資銀行，為此，我和幾個同事一起研究了美國直接融資的比例和前五大投資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券商的發展空間巨大，因為中國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之比只有1:9，而美國為2:8。
20多年過去了，事實如何呢？中國依然是間接絕對融資主導的融資體系，2018年直接融資的占比不超過20%，儘管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的口號年年喊，但銀行業的規模卻越做越大，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有一種說法是，券商的客戶保證金交由“第三方存管”之後，不僅這一巨額保證金不能用於資本中介業務，而且連客戶都被銀行“共享”了。因此，這些年來，券商一直呼籲要恢復投資銀行的固有功能和基本業務。
在3月28日博鰲亞洲論壇上，我參加了“金融領袖圓桌論壇”，同桌的有李楊和李劍閣兩位金融業前輩。他們提出了兩個有意思的觀點：第一，大陸法系國家的直接融資規模通常都做不大，中國的法律基礎是大陸法系；第二，與之相關的，非英語地區的直接融資比重通常比較低，如日本與歐洲國家，與之相反的，如美國、英國和香港等。
聽上去似有一定道理，但邏輯上的缺陷在於歸納法所需的樣本數量太小。A股的換手率如此之高，難道一個風險偏好度那麼高的股市，就不能支持直接融資規模的擴大嗎？但另一方面，換手率高是因為這是一個散戶市場，規模再擴大，投機功能就會削弱，否則，A股的證券化率水平早就應該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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