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人張清滄先生自己也去訪問一位住於高雄市愛河附近的陳○○，他說：“三月六日在路上差點被士兵射殺。目睹高雄市愛河，受害死難的民眾屍體堆積掩過愛河水面”，張清滄特地多次問他是否親自目睹，“他強調確是親自目睹慘狀，他還說傳聞高雄市死亡數千人是不正確的，應有數萬人才對。所以他這輩子不說國語”。張清滄在他的著作中說，“事實是，二二八事件在愛河死難的只有一人”。
有嘉義受訪者說，二二八事件時他參與攻打紅毛埤火藥庫，他們輸了至少死五千人。張清滄查證說，實際上，紅毛埤火藥庫的軍隊撤離到嘉義機場，才有抗爭群眾進入火藥庫，並未發生戰鬥，何來至少死五千人？
三月六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被迫出兵平亂的行為，卻被以謊言包裝，扣上“高雄屠夫”的惡名。例如“高雄中學校園全染鮮血，屍體摧積如山”，甚至說在高雄中學內死了二千人。接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訪問的羅先生說，他到現場看到當時在高雄中學被槍斃的不下兩千人，而在火車站附近被槍殺的也有數千人。實際上高雄中學內一個人也沒有死，火車站附近約有十人死亡，羅先生的說詞顯然太離譜。也有人說，有抗爭群眾盤據在高雄火車站對面的長春旅社而遭到殺害，死了三百多人，事實上也沒有人死亡，而當時的旅社老板女兒在二二八事件後還嫁給憲兵隊李先生，成為李太太。
《一九四七台灣二二八革命》一書也說，三月六日這天“處委會當場被殺者三十多人，受傷一百多人，傷者因無人送醫，後來也全部喪生，……部隊在市府裡濫殺之後，一面奪走死者財物，一面順手把屍體拋入愛河，一時愛河成為血河，河面盡是浮屍……。在寒雨中，……國民黨軍在高雄市進行瘋狂的‘殲滅戰’，……市內處處有巷戰，最後一個前金派出所終告失守，學生們寧死不屈，全部壯烈成仁，此後一連三天，高雄市遭到空前的大屠殺，火車站一帶的濫殺更為徹底。……彭孟緝部隊利用車站地下道做為屠宰場，將無辜市民趕入地下道，以武裝士兵守各出入口，然後開槍掃射，一時地下道裡淒厲的哭喊聲不絕，死屍堆疊，血流成河”。事實上，在高雄市政府因為群眾陳亮谷等向軍隊丟手榴彈，而遭致反擊，致使在現場有約三十名群眾不幸遭要塞軍隊還擊射殺外，其餘所謂“處委會人員三十多人當場被殺”、“傷者一百多人無人送醫而全部喪生”，“愛河河面盡是浮屍”，“處處有巷戰”、“學生全部壯烈成仁”、“車站地下道作為屠宰場”均非事實，但是這些以訛傳訛的誣陷說法，也使得彭孟緝背上“高雄屠夫”的惡名。
至於二二八事件中，整個高雄市死亡失蹤人數究竟有多少人？來台調查的“監察委員”何漢文指出，事後彭孟緝向他報告：“從三月二日到十三日，高雄市在武裝暴動中被擊斃的暴民，初步估計，大約在兩千五百人以上”。 但彭孟緝說他未曾向何漢文報告。事實是：高雄市政府的《高雄市二二八事件報告書》合計一二五人。台灣省文獻會在一九九四年二月二七日發佈的二二八事件死亡失蹤名單，高雄市確定死亡六十八人，失蹤二人。保密局檔案顯示，本省人死亡九十餘人，外省人死亡四人。
楊逸舟於一九七○年二月在日本東京所著《二二八民變》，由張良澤先生譯成中文，並於一九九一年三月在台灣出版。楊逸舟於書中“前言”部分自稱：這本書是人類良心的記錄，他於二二八事件不久，花了一個月時間，跑遍全島向三教九流各階層的島民，聽取民變當時的實情。再從這些目擊者與體驗者的證言中，選出可信度最高的整理下來。譯者並吹噓，楊逸舟歷任“汪精衛政府與蔣介石政府的中央高官”，於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奉內政部長張厲生之特命，返台密查。主要任務是密查台灣民情及省長魏道明貪污真相。
既然楊逸舟宣稱他跑遍全島又向三教九流各階層請益，並將可信度最高的整理下來，那麼該書對二二八事件真相的釐清應有很大幫助，實際則完全不然。《二二八民變》一書不但諸多與事實不符，有者還太離譜。例如書中所稱，三月八日在基隆，登陸的士兵對著碼頭工人，“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機鎗掃射，瞬時有數十名、數百名工人應聲倒下，悲鳴與哀號四起”，“數百名被認為是暴徒的人們，足踝被貫穿鐵線，三五人一組被拋進海中” ；“基隆市警察局在要塞司令部的指揮下，拋入海中的市民達二千人，……軍人及學生死傷人數，則不在此數目之內”；“包括台北郊區，則約六千人被殺，基隆、宜蘭方面，約有五千人被殺”；“嘉義市及機場的攻防戰極為慘烈，計約五千人陣亡。高雄市方面，台灣軍於激戰之餘，約死亡五千人”；“死亡者約二萬人，輕重傷者約三萬人” 。
上述楊逸舟所稱基隆、宜蘭、嘉義、高雄及全省的二二八事件死傷人數，均與事實不符。《二二八民變》一書廣泛流傳且被深信，楊逸舟又自稱“可信度最高”，至今許多專家學者深信不疑。
楊逸舟另一本著作《受難者》，書中有關二二八事件之敘述，同樣與事實不符且過於離譜。例如稱“壽山的中國部隊攻進高雄市內，無差別的屠殺了男女老幼約四、五千人。市政府前彈夾堆積如山，可見雙方攻戰的猛烈”。又稱“部隊從女屍上掠奪飾物，套戒指的就被切斷手指，套手環的就被砍斷手臂，掛耳環的就被割下耳朵”、“中國軍於二週之內，殺了二、三萬以上”。
另一本《台灣二月革命》也是廣泛流傳且被深信的書，是由“二七部隊”的楊克煌，早於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香港以小冊子發行，一九九○年二月以署名著者“林木順”在台灣出版。書中略稱：“是根據曾經領導或參加過這次民變的同志提供資料編成的，所以其‘確實性’是十足可靠” 。但此書與《二二八民變》同出一轍，有諸多與事實不符且離譜之處。例如書中所稱：三月八日“數百名十八、九歲的中學生，……被押到圓山倉庫前面廣場被國軍擊斃” 。“據私人統計，只台北市被殺的約二千餘人，被補的也有千餘人，大半都慘殺以後被拋棄於淡水河裡，以致黃色的河水變了紅色，一個一個屍體浮上水面，其慘狀使人挑面不敢正視”。 三月九日在基隆，“在石延漢市長指揮下，警察到處捕人，捕了數百個‘奸匪’？‘暴徒’？……，用鐵絲穿過足踝，每三人或五人為一組，捆縛一起，單人則裝入麻袋，投入海中，天天海面都有死屍浮出。要塞司令史宏熹也率領武裝同志逐日大捕大殺，其屠殺方法，殘酷絕倫。二十名青年學生，被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戳死”。三月五日在虎尾，“聯合部隊包圍蔣軍，……雙方傷亡均很慘重”；三月十日在斗六，“陳篡地部隊與蔣軍，在斗六街道上發生大規模的遭遇戰”。在高雄市，“三月五日，……本省籍警員二百餘名參加起義，市內一切軍政機關，一律被民眾佔領，被集中的官兵已達七百名之多。另一部分民眾進攻高雄監獄，放出犯人二百餘人” 、“殺人鬼的蔣軍殺的瘋狂了，……由學生堅守中的前金派出所被蔣軍奪回，學生不留一人，全部戰死”、“……彭孟緝殺下山來以前，已經預先先聯絡鳳山駐軍趕來夾攻……，直殺至八日，不分晝夜，槍聲不絕，馬路上、街頭巷尾，到處是死屍，有的已經開始腐爛，有的在流血，卻沒有人敢出來收拾。……這樣，高雄市民的英勇起義，屍橫高雄山，血流西子灣，犧牲了數千人民的生命，終於被野蠻的蔣軍鎮壓下去了！” 。三月五日在屏東，民眾“以消防隊的水龍管噴射汽油，火攻憲兵隊，……隨後擁至飛機場圍攻”
以上所述均毫無事實，簡直是鬼扯，在網路上卻看到不少讀者在發表其讀後感言時，都是熱淚盈眶，悲憤莫名。《二二八民變》作者楊逸舟認為他的書是“可信度最高的整理下來”，而《台灣二月革命》的作者楊克煌也認為他的書，“確實性是十足可靠”，但是這兩本書的共同點是諸多與事實不符，有的還太離譜，造謠胡說，錯誤率百分之九十以上，但至今有許多人還是深信該兩書的不實報道，不少專家學者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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