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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是結束台灣動蕩不定、悲劇循環歷史宿命的唯一出路。 |
中評社╱題：“台獨”分裂勢力持續塑造台灣版“想象的共同體” 作者：鄭劍（北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學習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
【摘要】民進黨和“台獨”分裂勢力的台灣版“想象的共同體”塑造是歪理邪說、強詞奪理。要高舉民族大義和國際正義旗幟，掌握中國特色國家民族理論武器，揭露其“台獨”新“理論”的詭詐和伎倆，充分調動台灣社會積澱深厚的中華民族和文化潛力，破立結合、以立促破，導正視聽。要揭露“台獨”分裂和國際干涉勢力操縱“想象的共同體”的圖謀、伎倆，揭露其分化兩岸認同、無中生有構建“國家民族意識”對台海和平穩定、台灣問題解決方式的顛覆性影響，激發民衆警覺。
普法戰爭時期法國歷史學家勒南在著名演說《何為民族》中說：“共同的苦難比起歡愉更能團結人民，對民族記憶來說，悲憤比勝利更有價值。”1904年西方陸權派鼻祖麥金德在名著《歷史的地理樞紐》中指出：“形成與僅僅是一群有人性的動物相對立的一個國家的各種觀念，通常是在共同苦難的壓力和抵抗外來力量的共同需要下才被接受的。”當前，民進黨為首的“台獨”分裂勢力，正聯合美日等西方干涉勢力，利用兩岸及國際環境相關因素，以包括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所謂“想象的共同體”在內的民族建構理論為牽引，千方百計在台灣社會製造“共同苦難”等認知，進行新一輪“台獨”分裂性質的“國家民族意識”塑造。中華民族必須高度警覺，堅決遏制和回擊。還應看到，將來即便反民進黨勢力在台灣執政，如果其國家民族立場出現偏差、游移、妥協，在中美戰略博弈、台灣當局倚美拒統“緩獨”的大結構下，“想象的共同體”的內在邏輯仍可能改頭換面并潛移默化發揮作用。
一、“想象的共同體”理論
“想象的共同體”是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8.26—2015.12.13）提出的國家民族建構理論，其觀點集中體現在1983年出版的名著《想象的共同體》中，該理論已成為世界當代民族國家理論中的顯學。根據該理論，民族是“想象出來的政治意義上的共同體”；民族是“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并且，它是被想象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因為即使在最小的民族的成員，也從來不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并和他們相遇，甚至聽說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連結的意象卻活在他們心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於散布》 吳睿人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8月第1版P6）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想象的共同體”建構模式有三：一是“遠程民族主義”。或稱“克里奧爾民族主義”，典型例證發生在北美，移民們反抗宗主國英國，最終形成美利堅民族和美國。他們整合了北美殖民地各階層的訴求，反抗宗主國的壓迫和不平等對待，但在價值觀上同時吸取了歐洲啓蒙思想。遠程民族主義現象也體現在移居他國的移民們對祖國懷有強烈的政治認同并發起或參與指向祖國的遠距離跨國政治活動。“報紙上寫滿了母國的罪惡和貧困，移民們仍然有一種思鄉之情甚至負罪感；感受到母國的重要性，又在不斷為自己的新身份辯護；在國外過著安逸的生活，卻在網上鼓吹國內抗爭獨立”（摘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14年3月19日在清華大學的講座《民族主義演講中的新困惑》）。二是“語言民族主義”。即以語言為工具的民族主義政治理念和活動。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認為，歐洲正是通過語言民族主義的創造，一種取代帝國的奴隸制和封建等級制，即主權的政治共同體誕生了。三是“官方民族主義”。即由國家自上而下推進的文化統一與政治統一進程。通過在交流工具（印刷術）、普及教育和內政構造等各方面的強制推行，上層統治最終促使包含多樣性和地方性的文化趨於同質化。“官方民族主義亦可看成塑造獨立民族國家意識的馬基雅維利式先期策略。”
“想象的共同體”理論儘管帶有唯心主義色彩，但也有其符合部分國家歷史和現實的一面。麥金德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中指出：“英格蘭的觀念，是由丹麥和諾爾曼征服者打入赫普塔克人（赫普塔克是中世紀早期英國歷史上七國時代的七個國家）的頭腦的；法蘭西的觀念，是與匈奴人在夏龍的戰爭以及在與英國的百年戰爭中，被強加給互相對抗的法蘭克人、哥特人和羅馬人的；基督教世界的觀念產生於羅馬人的迫害時期，到十字軍東征運動中才成熟；衹是由於經過長期的獨立戰爭，合衆國的觀念才被接受，地區殖民者的愛國心才衰落消亡；在南日耳曼，衹是在與北日耳曼結成夥伴反對法國的鬥爭以後，才勉強接受日耳曼帝國的各階層在政治取向、黨派偏好、對外政策甚至民族認同上有不小分歧，但當外部“入侵”發生時，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原本民調低迷的澤連斯基成為民族團結抵抗的象徵，政權及軍隊內部腐敗、傾軋等問題退居其次。所以，俄羅斯發動的“特別軍事行動”不再是對付一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烏克蘭，而是一個全民團結、同仇敵愾的烏克蘭。另一方面，俄羅斯的“特別軍事行動”，客觀上也起到進一步激發和凝聚烏克蘭民衆的獨立國家民族意識作用。目前看，烏克蘭在歷經上世紀30年代、二戰後兩次大饑荒、前蘇聯解體、1991年獨立建國、與俄羅斯長期鬥爭、2014年克里米亞“入俄”等一系列“共同苦難的壓力和抵抗外來力量的共同需要”的洗禮後，極可能在俄烏衝突中將徹底完成獨立國家民族意識建構。
當然，“想象的共同體”理論也有諸多薄弱環節或難以自圓其說之處，中外理論界亦多有指摘。如中國的情況最典型。按照“想象的共同體”理論，中國和中華民族具有“三種模式”的所有條件，本應早就碎片化、歐洲化了。但實際情況是，中國維繫了兩千年“大一統”。另一方面，“想象的共同體”理論并非綫性、單向的，其三種建構模式的作用機理和實踐案例表明，其既可成為推動分裂成族建國的理論工具，也可以用以啓發國家民族認同和統一。換言之，“想象的共同體”理論對推進“獨立”和維護統一的任何一方都是“雙刃劍”，恰當運用，亦可制衡和解構分裂主義，成為反分裂的理論工具，進而在維護國家民族認同上發揮特殊作用。
二、“想象的共同體”理論在台灣的傳播及“台獨”分裂和國際干涉勢力運用策略
上世紀90年代末，“台獨”學者將該理論引入台灣。1999年，《想象的共同體》在台出版，流傳甚廣。“台灣本土的政治運動者，也以此書之立論，來建構本土的認同內涵。”特別是“年輕的‘台獨’派學者卻將之引為理論資源，試圖就此建構一個‘台灣民族’”。（谷歌搜索：鄭鴻生《“想象的共同體”在台灣的誤用》）
在此之前，由於兩岸同屬中華民族、有著血濃於水的共同歷史和文化等認知在台灣社會根深蒂固，台灣老一代“台獨”學者多不否認也無法否認兩岸同文同種。也有人在上世紀中葉後一度極力建構所謂“台灣民族論”，但也往往無法掙脫血緣、文化和歷史的邏輯框架，不得不在“南島語族”、“移民社會”、“混血群體”等範疇內強找“依據”，難以服衆。所以，當後天的、“想象的共同體”理論引入台灣後，年輕世代“台獨”學者如獲至寶。加之他們對歷史抱著虛無主義態度，故直截了當據此憑空論述建構新的“台灣民族”。換言之，這種建立在“想象的共同體”理論基礎上的所謂“台灣民族建構論”，是後冷戰與後現代的產物。（谷歌搜索：鄭鴻生 《“想象的共同體”在台灣的誤用》）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本人生前多次到台灣參訪。2000年3月，民進黨陳水扁剛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便邀請其到台灣演講。他很快抵台，演講題目是《全球化時代的民族主義想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演講中稱，他的理論可以用來解釋台灣。據現場聆聽人士記載，他在演講中表現出同情“台獨”的立場（谷歌搜索：鄭鴻生《“想象的共同體”在台灣的誤用》）。他宣稱，如果大陸的男性都有這種想法（指他在演講所舉的在國外一個中國大陸留學生以“X盡”所有台灣女性來表達對“台獨”的憤怒）的時候，就是他們不再把台灣人當成同胞的時候，“台灣民族”就可能成立，“‘台灣獨立’問題就解決了大半”。
2001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該演講為基礎,在英國《新左派評論》雜志5-6月號發表《西方民族主義與東方民族主義》（“Western Nationalism and East Nationalism”,New Left Review9,May-June 2001,P31-42）一文，從台灣地區角度反思亞歐地區三種“民族主義”模式及其對中國的含義。他錯誤地將台灣“台獨”運動與美國獨立運動和19世紀初拉丁美洲民族解放運動相提并論，“給‘台獨’分子提供了靈感”（谷歌搜索：鄭鴻生《“想象的共同體”在台灣的誤用》）。陳水扁執政後，放手利用“政權”力量推進“法理台獨”和“去中國化”。其政策舉措充斥三種“民族主義”模式手段，對台灣民衆傳統國家民族認同產生嚴重衝擊。台灣首次“政黨輪替”被塑造成標榜代表台灣本省族群的民進黨，取代“外省黨”“親中賣台”利益的代表國民黨。本省籍群體“揚眉吐氣”“終出頭天”，外省籍群體“垂頭喪氣”“心有不甘”，“台獨”和“去中國化”狂潮橫掃台灣社會。2006年底，貪腐弊案纏身的陳水扁宴請回台參加世台會2006年會代表時宣稱，“去中國化”是自己任內“最大成就”。他舉例稱，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民調顯示，6成左右民衆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認同率在4成左右，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一般為4%左右。與其上台前實現實質反轉。
到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但面對台灣社會認同的變遷，國民黨馬英九政權不敢大刀闊斧撥亂反正。2016年，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再次上台執政，導致時至今日，台灣民衆的國家民族認同狀況惡化態勢持續蔓延、固化、深化。台灣相當一部分群體對大陸認知，沿著“家人”—“友人”—“敵人”的路徑加速蛻變。當前，兩岸政治嚴重對立、國際干涉日益猖獗、戰爭衝突風險陡升，民進黨當局與美西勾連配合，利用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冠疫情、俄烏衝突、巴以衝突的 “大氣候”，以及大陸對台戰略反制行動、香港“一國兩制”新情況等“小氣候”，交替運用三種“民族主義”模式手段，塑造台灣民衆共同的“苦難感”“壓力感”“抗戰感”，裂解兩岸認同，推動台灣“獨立民族國家”意識和認知脫胎換骨式塑造。相關策略手法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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