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袁鶴齡說，韓方雖然正面呼應美國的可能性大，卻未必能讓美國重塑美日韓陣線的目標順利達成，由於日韓之間長期有歷史糾葛，日本、韓國之間的矛盾衝突已是結構性問題，即使美國有意擔任調停者拉攏日韓，達成的機會也不高，畢竟日韓糾紛已長期累積，不是某個第三者短時間的拜訪，就可以解決。
此外，袁鶴齡指出，韓國之前文在寅任內採取的中間路線，使得韓國在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基本上已是很穩定的外交結構，對於新上任的尹錫悅而言，即使有意調整對外路線，但短期內也不能斷然行事，每個新政權上台的第一優先就是維持穩定，尤其尹錫悅在得票率勉強過半的情況下當選，更希望在執政初期各個方面都可以保持比較平穩的關係。
他說，在上述前提下，研判尹錫悅不會在這個時候貿然在中美之間選邊站，即使拜登來訪也一樣，尹錫悅政府仍需要一段時間擬定，才可以確保韓國在對外關係上面的孰重孰輕。
袁鶴齡提到，有兩個跡象可以觀察韓國對於中美之間仍然審慎應對，首先是，在拜登亞洲行前夕，5月16日中國外長王毅與韓國新任外長朴振視訊會晤，提出中韓關係“四個加強”，加強溝通協調，夯實互信根基；加強互利合作，攜手發展振興；加強人文交流，促進民心相通；加強國際合作，維護地區穩定。朴振也在會晤中重申韓方堅持一中原則，顯示出韓國並無意與中對立，這在拜登訪韓之前的宣示，重要性可見一斑。
其次是，韓國雖然表達有意參與印太經濟架構（IPEF），但同時強調在經濟合作上不排斥中國。袁鶴齡說明，尹錫悅在拜登亞洲行之前，就明確表態韓方很樂意響應美國主導的IPEF，但國際普遍認為，IPEF是美國用以在印太區域對壘中國的經貿組織，值得注意的是，韓國“國家安全”室第一次長金泰孝隨後對外強調，韓國在經貿合作上從不排斥中國，且指出IPEF的主要宗旨也在區域經濟合作。
袁鶴齡認為，上述情形某種程度上代表，韓國短期內仍會維持等距的外交政策，拜登這趟亞洲行能達成的實質效益或不及象徵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