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國這一輪的擴大開放，是在確保經濟高質量發展條件下的開放，與過去40多年的開放有一些不同，新的發展模式之下匹配何種試點、改革、探索，無論是自貿區，還是自貿港可能都肩負這樣的使命。
《方案》出爐後，有香港人士擔憂海南自貿港會衝擊香港自貿港的地位，甚至有海外媒體將此放在“港區國安法”背景下進行政治化考量。其實，兩者的功能定位和發展重點有很大差異。前者以旅游業、現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後者以轉口貿易和加工制造為重點。這種差異帶來更大的可能是互補，而非競爭。
實際上，多年來，“香港將被某地取代”的憂慮屢見不鮮，從上海打造國際金融中心到深圳創建先行示範區，從“滬倫通”啓動到上海迪士尼樂園開放，都曾有之。香港今日之危機的形成，并不在於中國又建設了多少個像海南一樣更加開放的自貿港，而在於多年來對自身矛盾的解決乏力，尤其“修例風波”以來，“港獨”“攬炒”“黑暴”等對香港社會、法治的破壞，已經嚴重衝擊其經濟活力。既往事實已經證明，上海和深圳的快速發展，并沒有抹掉“東方之珠”的色彩。中國經濟和市場的體量，足够容納多個“香港”的共同繁榮，這是關乎基本面的判斷，多年來并無太多疑問。
海南自貿港頂層設計的出爐，契合了多個時間點，逢世界經濟因疫情遭受重創之際，在因疫情推遲召開的中國“兩會”結束之後，也是中國深化改革開放遭遇經濟下行的關鍵期，因此備受關注。當下而論，海南自貿港還將面臨哪些困難尚未可知，但這個敢於在風浪中探索破局的地區，值得外界給予關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