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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銀香港經濟與政策研究主管、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榮譽院士王春新（中評社 沈而忱攝） |
中評社香港7月14日電（中評報道組）中銀香港經濟與政策研究主管、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榮譽院士王春新日前在“中評大咖講書”第二期學習活動中發言指出，歸納總結香港發生的很多問題可發現，其根本原因是“超級滯脹”。他強調，香港的“超級滯脹”是跨越經濟社會、民生政治各方面的一個結構性難題，也是香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巨大障礙。
“滯脹本身是一個經濟現象，但實際上香港又將它放大為社會民生問題，因此我提出一個命題——香港是不是真的衰落了？”王春新說，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GDP占內地30%左右。但經過多年後，大家都在想香港是不是已經衰落。
王春新認為，衰落有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是經濟增長速度大幅度放緩。過去30年，香港本地經濟增長不到4%，每隔10年經濟增長率是在不斷下滑。過去五年，香港經濟增長只有0.2%左右，而內地是5.8%，台灣是2.8%，韓國是2%，新加坡是1%。二是表現在社會層面，例如居住條件的不斷惡化，貧富差距更加懸殊，收入增長緩慢，退保嚴重不足，人口老齡化嚴重。
王春新提到，最典型的滯脹發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從美國開始後來影響到全球，特別是“西方七國”（G7）。從本質上看，滯脹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從產業資本主義轉向金融資本主義過程中的制度失衡在經濟上的具體表現。有些人認為，是實行凱恩斯主義政府干預造成的，其實並不是這樣。
“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的滯脹沒有那麼嚴重，到八十年代才開始，而且與歐美國家不同。”王春新解釋說，歐美國家的滯脹主要是由超發貨幣引起，香港則是放任炒樓導致樓價急劇上漲引起。此外，歐美國家的滯脹主要局限在一些經濟領域，而香港不單是經濟領域，還擴大到了社會領域，比如房屋問題、土地問題。在經濟領域，香港多年來人均GDP其實是不斷增加的，但其中虛擬泡沫的部分很多。例如1988年，香港人均GDP剛剛超過1萬美元，1993年就增加到2萬美元，但這五年當中增長的70%是通脹帶來的，而不是實際生產的。後來從1994年到2007年，十四年時間香港人均GDP增加到3萬美元，其中超過一半也是由通脹帶來的。這個通脹不是CPI（消費物價指數），而是整個經濟的通脹，是廣義的通脹。
在民生領域，一方面是樓價漲到極點。從1985年到2020年，香港樓價上漲21.2倍，但人均GDP增加了6.5倍，收入遠遠趕不上私人住宅樓價增長速度。另一方面，香港的居住條件“滯”到極致。八十年代不需要大學畢業的銀行員工，就可以用工資在北角購買一套1000尺的房子，而現在三個大學生都買不起。一方面樓價大漲，一方面居住水平下降，這就是房地產領域的滯脹。
王春新表示，香港的“超級滯脹”就是經濟低增長和高樓價、高通脹並存的情況。這是跨越經濟社會、民生政治各方面的一個結構性難題，也是香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巨大障礙。
王春新亦強調，有三個情況需要注意：其一，香港的衰落是相對的。與深圳或者是發展比較快的地方比，它是一個相對衰落，但如果與歐美國家相比，香港經濟還是有一定增長速度。其二，香港的衰落不是全方位的。香港在金融、投資、法律和人才各個方面仍然是亞太地區首屈一指。其三，香港真正衰落可能要經過很長的歷史時期。在這個過程中，如果能夠做出戰略上的調整，做好各項工作，衰落可能就會停止，香港就會浴火重生、再創輝煌。
“中評大咖講書”是由中評智庫基金會和中國評論通訊社共同主辦的學習活動，將會不斷邀請香港各界精英作者解讀他們的著作，打開深入認識香港的另一扇窗戶。第二期“中評大咖講書”學習活動6月29日在香港總部舉行，王春新受邀擔任主講嘉賓圍繞其著作《香港新思維》內容進行全面詳細地講解，就香港“超級滯脹”問題、“新居屋計劃”、創新經濟發展、金融發展方向等進行了深入剖析，並回答了中評社記者提出的十多個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