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中美在經貿領域的密切程度是空前的，連結是空前的，相互依賴的狀態也是空前的，正是因為互相走近了，才會有矛盾。但有矛盾就意味著我們要過分凸顯這些矛盾嗎？這就因噎廢食了。過去40年，中美在很多領域都出現了波折，我們對於應對波折、管控波折，把中美關係帶回正軌的經驗是比較豐富的。所以我們要通過以往的經驗，通過更多的合作來解決矛盾。
中美關係確實變了，其實應該是時代變了。難道說時代不是變得更好，而是變得更糟了嗎？當然不是更糟。歷史顯然是在進步的，在進步的過程中會帶來新的挑戰，如果我們過分突出挑戰的空前、挑戰的難度、挑戰會帶來更糟糕的局面，那大概是對於身處新時代、面對新挑戰的退卻和止步不前。
在變化中值得我們關注的一個變量是美國自身。因為中國持續的改革開放、持續的發展自己的方向是既定的，也有超強的穩定性。但美方的不確定性比較強。和1979年到2001年這段時間相比，現在的美國確實面對著一個自身困頓的局面，出現了一些結構性叠加周期性的問題，增大了化解周期性問題的難度，也加大了結構性矛盾的積累。面對著自身空前的國內問題，美國表現出來的國際角色，或者是在國際社會一些行為的選擇，確實呈現了非理性的一面。美國國內有聲音認為，美國之所以在90年代之前國內矛盾激化得不明顯，是因為在冷戰時期美國有一個外部威脅，面對著90年代之後越來越激化的矛盾，美國也需要塑造一個外部威脅才能解決國內的議題，換句話說，中美之間的競爭乃至對抗，可以解決美國自身問題。這個邏輯明顯是錯誤的。有外部威脅的時候，國內可能會對黨爭有一定遏制，但如果國內已經有了比較高烈度，甚至是部落化的黨爭，再去塑造一個外圍危機是無濟於事的。這個意義上講，美國自身出了一些問題，導致它處理外部事務，或是大國關係上的做法，轉向完全無法實現其自身目標、完全無法讓其自身變得好起來的方向。經歷了特朗普政府的“探底”、目前又是拜登政府的“折中”，美國的政治精英應該更早一些意識到美國自身的問題與中國無關，而處理不好中美關係反而會讓美國的情況變得更糟。
總結來說，怎麼有效地繼續穩定中美關係，我認為事在人為。如果我們雙方都先入為主地認為未來的中美關係必然會比以往差，那顯然是一種不願正面面對問題、不去有效解決問題的回避態度。
受訪人簡介：刁大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國發院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法學學士（2005）、法學碩士（2007）、管理學博士學位（2010）。2010年至2012年，在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並擔任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助理。2012年8月，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發院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包括美國政府與政治（美國國會政治）、中美關係、比較政治等。先後在美國蒙大拿大學曼斯菲爾德中心、美國亞太安全研究中心、美國俄克拉何馬大學美中事務研究所從事訪問學者研究，著有《國家的錢袋：美國國會與撥款政治》（2012）、《解構國會山：美國國會政治與議員涉華行為》（2013）、《美國國會研究手册（2007－2008）》（2007），譯有《美國國會：代議政治與議員行為》（2016）。
此專訪為中評社2021年《拜登時代的中美關係》系列專訪之一，更多精彩內容敬請期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