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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挑戰下的台灣公衛體系建設之反思
http://www.crntt.hk   2021-06-08 12:38:00
 
  比如根據台灣“衛生福利部”的數據,當代台灣人第一大死因是癌症,而癌症中排第一的是氣管、支氣管和肺癌。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應當重視肺癌的預防,一個有效手段是限制香煙的消費,這需要衛生部門、教育部門、“內政部門”,乃至貿易、外事部門的配合,因為涉及到限制進口香煙,與歐美香煙生產國的談判。

  總之,預防性工作的“社會性”特征十分突出,需要“集體”的參與。相比之下,醫療工作的“個人性”特征突出,是個人和醫院的事情。在當代,看病、治療的本質是個人向醫療機構購買服務。

  所謂“醫療化”(medicalization),就是將“非醫療問題當成醫療問題來定義”,因為如此才能安排“治療”,醫療機構才有利潤。自1970年代開始,西方學術界對“醫療化”有了不少研究和批判。

  美國醫療社會學家彼得·康拉德發現,“醫療化”的本質是將某些社會問題從它產生的土壤中“剝離”和“孤立”出來(decontexualize),然後醫療機構、藥廠介入。它們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是以“醫療”的名義售賣服務來賺取利潤。所以市場化與醫療化互為因果,相互促進。

  1972年,私立馬偕紀念醫院改革醫生薪酬制度,從支付固定薪資到“績效計酬”。改革的本意是提高醫生的收入,卻產生了一個副作用——公共衛生服務開始被當作商品出售。

  在台灣,私人醫院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私人資本進入醫療領域,首先為了賺取利潤。而公立醫院也被要求“各憑本事”、“自負盈虧”。疾病的預防性工作利潤率不足,疾病的治療工作利潤率較高。民眾如果保持健康,不能給醫療機構帶來利益;民眾如果經常生病,需要向衛生機構求助,反而符合醫療機構的利益。因此預防性工作逐漸被邊緣化,醫療工作越來越被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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