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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崇涵受訪。（中評社 方敬為攝） |
中評社台中5月6日電（記者 方敬為）最新一期的《經濟學人》封面以“台灣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為題，引起各界關注。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吳崇涵接受中評社訪問表示，有關於國際衝突的因素研究，台灣完全符合，稍有不慎就可能擦槍走火，被視為最危險的地方，一點也不為過。
至於最可能引爆的危險因子，吳崇涵認為，還是美中之間的競爭演進，因為那無法操之在台灣，但台灣有能力成為兩強中的槓桿，並降低衝突風險，只要保持彈性，不選邊站，同時設法經營兩岸關係，做好避險措施，台灣的危險係數就有望降低。
吳崇涵，美國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政治學碩士，南卡羅萊納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政治學博士。曾任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政府與國際關係系助理教授等職，專長為國際安全、國際衝突、亞洲區域政治與政治學統計方法。
針對台灣被稱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吳崇涵表示，在國際衝突因素的研究當中，有所謂的“危險配對”（Dangerous Dyads），就是影響兩個主體之間相互衝突的各種因素，包括實力消長、聯盟紛爭、領土衝突、歷史仇恨等，可以發現，台灣完全符合衝突因素要件。
吳崇涵說明，聯盟方面，台灣目前處於美中抗衡之間，兩強目前都在進行某種拉幫結派，形塑出集團式對抗，台灣在這當中捲入衝突的風險隨之攀升；領土衝突方面，則包括兩岸的領土主張爭議，以及美中在南海的海權紛爭等，影響台海情勢的穩定性；歷史仇恨則是國共內戰延伸迄今，以及統獨之爭等，種種因素堆疊，台灣被稱為最危險的地方，可謂其來有自。
台灣過去這些衝突條件一直存在，為什麼突然變得更危險？吳崇涵解釋，首先是中美之間的問題，兩強的對抗逐漸白熱化，未來甚至可能逐漸走向熱戰，台灣在兩強爭霸之間，過去的衝突因素也就逐漸被放大凸顯出來。歷史上國際關係局勢往往因為強權的爭執或聯盟，容易造成戰爭，當然也適用在台灣身上。
再來則是人的行為，吳崇涵說，國際關係或外交上的行為都是人所促成，往往是衝突與合作的相互拉扯，若把國際事件攤開來看會發現，都是打仗、合作的循環。例如，一戰後各國組成國際聯盟，二戰結束後又產生聯合國。
而現在台灣的情況似乎有往衝突的方向前進，吳崇涵指出，這時候主政者就應該思考，如何找到合作的面相，以降低衝突，換句話說，就是找到避險措施，這是減少台灣危險係數最有效的方式。
台灣目前的避險措施足夠嗎？吳崇涵說，相對不足，蔡英文政府第一任時期採用一個避險中較為“軟抗衡”的策略，勉強稱得上避險，但是較偏向軟抗衡，而隨著2019年至2020年特朗普競選連任，積極操作反中之際，台灣便一窩蜂跟著特朗普對中國大陸展開“硬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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