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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瘟疫與美國的民主衰敗
http://www.crntt.hk   2020-07-01 00:17:32
  中評社╱題:新自由主義瘟疫與美國的民主衰敗 作者:黃光國(台灣),台灣大學教授、著名社會科學學者

  2020年4月28日,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經突破百萬大関,病死人數多達5萬8千人,超過越戰死亡的美軍人數,成為全球疫情最為慘重的地區。4月8日,這兩個數字分別為40萬和1萬3千人。在短短二十天之間,美國確診人數增加了一倍半,死亡人數增加了近3.5倍!當疫情在中國大陸已經基本上受到控制的今天,美國的疫情發展為什麼會如此快速而且嚴重?

  一、自由主義瘟疫

  著名的語言心理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接受DiEM25電視台訪問時表示:當下人們的首要任務,應該是利用被隔離的這段時間,仔細思考“我們想要生活在甚麼樣的世界”這個問題的答案。

  他直截了當地指出:新自由主義瘟疫(neoliberal plague)其實是造成所有社會問題的癥結。這是西方經濟學家主導製造的意識形態。當年的雷根以他帶著陽光燦爛的笑容,宣讀企業老闆交給他的劇本,將政府視為妨礙自由經濟的問題所在。在大西洋的另一邊,柴契爾夫人告訴民眾,在“自由開放”的社會中,個人必須被扔進市場以求生存,除此之外,別無選擇。這是一種來自企業公司的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試圖讓人民擺脫政府,並且把對公眾做出決定的權力移交給不必負責的私人企業。

  就這次疫情而言,美國政府其實有許多資訊,可以預防新冠病毒的流行,在爆發之前的2019年10月,病毒就已經被發現了。美國機構曾經預測該瘟疫在美國範圍內的傳播情況,並對瘟疫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情況進行預測。但是,政府與機構沒有繼續制定相應的後續措施。

  12月31日,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新發現的特殊肺炎,及其病因不名的症狀。一周後,一些中國科學家鑑定其病毒為新型冠狀病毒。他們對其進行排序,並將資訊提供給世界衛生組織。那時,病毒學家都知道他們是新冠病毒,並且知道如何處理。有些東亞地區的政府(中國,韓國,新加坡,台灣)都採取許多遏制措施,至少抵禦住第一波瘟疫的爆發。

  但是歐洲大多數政府的領導人都抱持漫不經心的心態,最糟糕的是美國。川普在第一天說:沒有危機,它就像流感一樣,很快就會成為過去。第二天他說:這是一場可怕的危機,而我從一開始就知道了。第三天他又改口:我必須讓企業來處理它,因為我必須準備選舉。

  把新冠肺炎的問題交給企業處理,其實就是交給私人保險公司。問題是:美國有近三千萬人 沒有醫療保險,還有四千多萬人衹有低額度的保險。在美國,保險公司將醫療給付極度細分,急症、住加護病房、影像學檢查、藥費、復健,每一項目都分別計算費用。保險涵蓋的項目愈多,保險費愈高。未買足保險的民眾想要就醫,就得提心吊膽,深怕一看病,就得多付出一大筆開銷。疫情爆發後,一次篩檢費用,就得付三千美金(約十萬台幣)。付不起篩檢費、醫藥費的民眾衹能自己反鎖在家,以免染病。

  歐洲人向來相信病毒無法消滅,人必須勇敢鍛鍊免疫力,與病毒共生。西方人平常就不看小病,衹看大病。對於新冠病毒先是不甚在意,將強制戴口罩、公共場所量體溫、居家禁足、隔離治療視為侵犯人權。僅接受保持社交距離的建議,隔離效果自然十分有限。德國與英國政府都在還衹有少數確診數時,便宣布大傳染無可避免,讓大家準備集體感染,引起爭議。及至發現或感到無法控制疫病時,則傾向將醫院留給最需要的老弱與慢性病人,其他人自己面對生命挑戰。

  美國人一般都認為:醫療健康是個人自己的事,很少有人會向政府求助。美國的醫療保險公司直到三月,才對白宮承諾會擔負檢測費用,但還是缺乏足夠試劑,美國公布的新冠肺炎死亡統計皆為醫院收治病人,無法計入在家中病故的黑數。這種態度碰到新冠病毒,結果就甚為慘烈。

  疫情在美國延燒之初,西雅圖一名確診老太太治癒後,醫院要向她收取30萬美元鉅額醫藥費,導致全美輿論譁然,結果當時不少美國人,尤其是老年人,唯恐龐大醫藥費拖垮家計,債留子女,寧願病死也不就醫。川普曾經宣稱奎寧對治新冠肺炎有效,鳳凰城有一對老夫婦,聽信這種說法,竟自行服下含相似成分的魚缸清潔劑,不幸釀成一死一命危。

  二、唯利是圖與貧富懸殊

  在所謂“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下,醫療商品化成為低收入民眾就醫的最大障礙。三十多年前,美國醫師主導建立了健康維持組織(Health Maintaince Organization)、三級轉診、家庭醫師的制度,原本可謂立意良善。如今時過境遷,“客制化醫療服務”的對象變成社會上的富裕階層,醫院經營方針與國民健康保障漸行漸遠,看病成為昂貴消費。

  喬姆斯基指出:17年前,SARS流行時,世界各地的實驗室立刻著手開發針對潛在病毒大流行的保護措施。病毒被鑑定、測序,很快就有疫苗可用了。他小的時候,脊髓灰質炎(俗稱“小兒麻痺”)曾經一度是可怕的威脅,但羅斯福政府支持的研究機構發明了“沙克疫苗”。“沙克疫苗”沒有專利,向所有人開放,很快把它終結掉了。

  這次他們為什麼不這樣做呢?因為美國人將命運託給了私人企業製藥公司。他們不必對公眾負任何責任。對大型製藥公司來說,製造新的潤膚霜遠比研發保護人們健康的疫苗更為有利可圖。

  新自由主義對歐美國家社會結構所造成的最嚴重影響是,極端的貧富懸殊。從八○年代起,資本主義的社會體制過度追求利潤,忽視工資及社會福利,以致全球財富日益集中。在美國0.1%頂尖人士坐擁全國20%的財富,0.9%的人享有另20%,9%的人再占40%。貧富差距已嚴重到矽谷選出的眾議員向媒體坦承,他的鉅富選民非常擔心美國爆發革命。

  底層90%的人怎麼分配剩下20%的財富?資料顯示,中低技術人員平均工資已四十年不漲。50%沒有儲蓄,更沒有退休準備。40%的人是月光族。10%的人沒有任何健康保險。衹有三成高中畢業生付得起昂貴學費念大學。這些教育程度偏低、就業困難的“窮白人”占白人人口47%,大多住在小州、小城或鄉村,衹有遷離老家才有機會向上提升。

  白人如此,黑人的情況更糟。他們不衹是貧窮,而且還跟犯罪連在一起。青年社會學者艾利絲·高夫曼(Alice Goffman,名社會學家Erving Goffman之女),在費城化名“第六街”的黑人區做了六年的田野觀察,寫成《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城市黑人逃亡生活的民族誌》一書(李宗義與許雅淑譯,2018)。書中指出:1970年以後,美國關到監獄的人數節節上升。目前美國有220萬人受到監禁,480萬人處在緩刑或是假釋狀態。過去四十年,美國監禁人數增加五倍。這些受刑人主要是來自非洲裔社區的男性,13%的美國非洲裔人口,卻占有37%的坐牢人數。年輕黑人九人中就有一人坐牢,相對來說,白人年輕男性則衹有2%。中學學歷以下的黑人,60%在35歲以前都曾經坐牢,對他們而言,刑罰體系代替了教育體系。在監獄裡的生涯,使他們都能認識彼此。透過這樣的“社區”,每一個人都和犯罪者連結在一起,產生連帶汙名或連帶偏差行為。他們必須互相掩飾對方的罪證、幫忙別人逃亡,也因為如此,幾乎沒有人在社區可以當成是正常人。這不衹是一個人的偏差,而是整個社區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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