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網絡空間如今也被推上戰略競爭的高地。美國對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互聯網技術企業進行不遺餘力的打壓，升級對華為的芯片出口限制，從之前的禁止美國企業向華為提供產品擴展到全球半導體代工企業，以國家安全為由指責、審查抖音等中國互聯網企業的產品。並敦促英國、加拿大、新西蘭和澳大利亞這些“五眼聯盟”成員國將華為排除在新電信網絡的建設範圍之外。例如，此前所羅門群島政府曾與華為簽署協議，在所羅門群島和澳大利亞之間鋪設電纜。但隨後澳大利亞介入這一建設項目，澳情報部門以網絡安全為理由警告所羅門政府，將華為踢出局，並在2018年與所羅門群島、巴布亞新幾內亞簽訂新協議，由澳方資助建設一條連接兩個島國長達4000公里的海底電纜。
三、地緣競爭時代回歸
正如美國學者邁克爾·林德（Michael Lind）所稱，安全困境邏輯在經濟上也存在適用的情況，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產業相互依存並不是朝著建立無國界的全球市場和永續和平的烏托邦理想邁進；各國的戰略家都在確保該國國防工業基地中的供應鏈不在潛在的競爭對手的領土內或在具有強制性的第三國境內。由於存在安全困境的邏輯，未來在一個大國相互競爭的多極世界中，可以肯定的是，盟國之間可能存在高度的經濟一體化，以及戰略意義較小的特定行業的自由貿易。但是，主要的大國不會允許市場讓其失去軍事工業，以及一大批具有軍事和民用用途的戰略工業［6］。
“自由的全球市場日漸式微，權力政治又再次回到了舞台中央。”［6］ 面對日益升級的競爭，我們當然應該予以應對甚至進行反制。競爭本身並不可怕，沒有必要避諱競爭，更不必對此感到恐慌。但應該明白的是，與對方競爭不是盲目的、一時起興的。最為重要且應該秉持的一點是，明確地認識到競爭是為國家利益而競爭，而不是為了競爭而競爭，為了鬥爭而鬥爭。不管是韜光養晦，還是奮發有為，都應遵循符合國家利益的需要。
對於決策層而言，重要的不是一時的言語是否比對方更激烈，罵得更狠。重要的是疫情後在日益複雜的國際環境下，如何率先恢復經濟，在全球產業鏈受到衝擊的情況下，維持貿易和投資的穩定；是在對外關係上保持與諸多夥伴國家外交關係的穩定，使其在國家間的重要議題上繼續給我們以堅定的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