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增強基層可持續運轉體制保障。
第一，抓住時機加快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基層運轉困難，核心表現在財政收入的下降。加大中央的支持十分重要，同時還要進一步理順財稅體制。
比如，進一步優化轉移支付制度。繼續調整轉移支付結構，著力減少專項轉移支付比重，形成以一般性轉移支付占主體的結構；減少對地方政府配套資金的要求。這可以在短時期內有效改善地方財政狀況。
再比如，特殊時期加快立法進程，盡快啟動消費稅改革。把消費稅改在批發和零售環節徵收，成為一個普遍性的價外稅，並把消費稅作為地方政府的主體稅收，從而使地方財政和地方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供給質量和水平直接掛鈎。作為14億人口的大國，我國消費稅稅基相當厚實，將此作為地方的主體稅種，可以為基層運轉提供重要保障。
第二，支持和鼓勵符合條件的地區採取多種辦法自我解困。我國不同地區基層面臨困難，具體和直接的原因各不相同，應賦予其更大的改革開放自主權，允許在不同領域的大膽試、自主試。
比如，鼓勵地方積極探索產業項下自由貿易政策，因地制宜地擴大開放。也可以鼓勵地方充分利用國際市場，既為抗疫融資，又形成新的制度創新案例。今年2月，四川發行四期公共衛生防疫體系建設專項債券，實現全國首批境外機構以“債券通”等方式參與境內地方債一級市場投資，突破了以往的限制，有效支持了四川地區的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工作。
應當說，各地在改革創新上的空間很大，需求也很大。只要劃出底線，並給予更大的改革開放自主權，基層就有可能想出一些解決現實困難的好點子，甚至形成一些可複制的亮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