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價值觀的底層次：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
科耶夫關於藝術化生活的理念也讓我們在更深層意義理解最近李子柒在海外包括在歐、美大受歡迎的現象。何謂文化？文化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可見之“器”就是生活方式，背後的“道”就是文化價值觀，道器一體而不可分。
“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對於當代中國人而言，最熟悉的就是家庭生活以及孝敬父母的要求。家庭、家族而不是原子式的個人，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最基本單元，這正是禮文化之延續。孝並不衹是供養父母這麼簡單，《論語·為政》記載子夏問孝，孔子回答說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孝要求內心對於父母的孝順，要體現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尤其是由內而發乎外的和顏悅色的婉容上，這說來容易，做起來並不容易。
孝不止於生前，不止於親身接觸的親人，還有對於去世親人以及歷代祖先的終身祭祀，即民間說的“祭祖”，所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基督教的宗教信仰在西方佔據重要位置，但西方卻以其一神教的信仰來否定中國沒有宗教信仰，或者批判中國的祭祖是偶像崇拜，批評中國的多神信仰是偶像崇拜。其實西方文明作為斷裂的文明才會出現一神教，而作為西方文化源頭之一的古希臘卻是多神信仰，但外來的基督教被羅馬帝國接納為國教後，原有的多神信仰就被視為異端。
中國有兩個節日很重要：一是春節，另一是清明節，二者都關乎著通過儀式感而達到家的情感凝聚，外在儀式不可或缺，現代社會更要對此有文化自覺。春節正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禮文化的集中體現，為何春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運輸量，為何大部分中國人都要回老家過年？春節背後凝聚著中國人最深層的文化價值觀，需要加以提升。春節貼春聯，家庭團圓一起吃年夜飯，都是辭舊迎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春節的喜慶日子裡不能忘記祖先，要祭祖，祖先也要來和子孫後代一起享受酒食，其樂融融。魯迅的小說《祝福》就描述了傳統中國在春節包括祭祖在內的各種祭祀。筆者南方家鄉單位上班的人在大年三十下午都要急著趕回家殺公雞，殺公雞是為了祭祖，這是一年裡的頭等大事，絕不能輕忽、錯過。清明節更是以一套莊重的儀式來專門祭祖，在外地工作者往往要請假回去祭祖。南方祭祖，不止是祭祀上一兩輩的祖先，還要祭祀始遷的開基祖、一世祖，筆者家族祭祀的一世祖在明初洪武年間，墓與碑皆完好。
《禮記》中有不少文字生動地敘述著先民在祭祀時“祭如在，如神在”的真切而深厚的情感，《詩經》中很多詩篇都與包括祭祖在內的各種祭祀有關。
中國文明傳統的祭祀不止是祭祀自己的祖先，還祭祀歷代有功、有德於國家、民眾者，還祭祀人類所取用的自然界的萬物，如天地、川澤、山林等等。這一切都凝聚在一塊祭祀的牌位上即“天地君親師”，這最早在《荀子》那被認為是禮的三個根本：“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禮三本的“本”，同時與“報本”的“回報”的文化價值觀聯繫在一起。西方基督教是拜上帝，在傳統中國則是天子代表天下隆重地祭祀天、地，地點就是今天的天壇、地壇，祭天地的郊祭之禮最為隆重，其文化意義在於：“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禮記·郊特性》）。天子還要在日壇、月壇祭祀日、月；在社稷壇祭祀土地（即“五土”）以及土地上產生的農作物（即五穀，或者說是發現五穀者），社稷壇（今天的中山公園）的一邊是太廟（今天的勞動人民文化宮），這是天子祭祀其歷代祖先之所在。祭祀先師則是從首都到全國各地的孔廟（也稱文廟），中國重師道，“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武侯祠、關公廟等則是祭祀文臣、武將。
與京師的社稷壇相應的在最基層的則是土地廟，家裡則有灶神，這是對於發明火者的回報，灶神還司善、惡。各地都有城隍廟，所祭者是過往對於當地有功的地方官，同樣兼具報恩與司善惡的雙重教化功能。這些都是“神道設教”、“文以化之”，並非迷信，而且也不是隨便什麼都可以立廟祭祀，國家專門由禮部來負責制定祀典，合於忠孝仁義的文化價值標準者才能入祀。如此，才能深刻理解中國文化之本質為禮文化，從政治、國家治理的角度，稱為“禮治”；從教化、社會治理的角度則稱為“禮教”。
中國禮文化之供奉、祭祀“天地君親師”，是真正的命運共同體的凝聚。對於逝去的歷代祖先的祭祀，意味著共同體不止於可見的現世，而是與逝去者也建立永恆的、超越的聯繫，這超越了功利主義。對於天地的報恩的文化價值觀，同樣也超越了環保主義背後的功利主義。舍勒當年批判資本主義精神，設想新時代的使命是建立“諧調的時代”，中國的禮文化正是要造就各方面的諧調。我們在海外的孔子學院對外講什麼呢？應該好好講講我們的禮文化及其價值觀。《禮記》中討論的各個禮中，以祭禮為最重要，要講清楚中國既不是無神論者，也不是迷信，而是有一整套一直延續至今的宗教信仰系統，這一系統是中國禮文化所具有的神聖、崇高性的一面。
禮文化是如流水一樣活著的傳統、活著的禮文化。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中對於葛朗台為了金錢可以置女兒的幸福於不顧的諷刺，對於葛朗台以法律契約來害人性命的批判，很早就預見到了舍勒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精神，馬克思對於商品、資本的批判也是與此一脈相承。當代中國經濟的奇跡不是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重複，中國人不是葛朗台式的經濟人，不是舍勒在其《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文中所批判的資本主義類型的人及其精神。⑥我們在春運中看到廣大的中國人對於家庭、對於家鄉的珍重，看到今天的中國人一如既往地為了兒女後代的教育、幸福而作出的犧牲精神；同樣也看到子女對於父母的回報，子女做各種選擇時也要考慮到父母的因素。我們還看到南方興起的祭祀歷代祖先、跨地區、跨省的聯宗、修族譜，從而建立“我們從哪裡來”的完整譜系。筆者當年在陝西西安城牆上聽到華縣碗碗腔中的《劈山救母》（也就是《寶蓮燈》）為之一震，其裂帛之聲所傳達的孝道真是感動天地。詢問唱者，華縣當地人至今仍喜歡聽戲，紅白喜事常請戲，一唱就是七八個小時，連著幾天，謂之大戲。不難想見這些大戲的價值觀與《劈山救母》都是同樣的。這些都是禮文化在現代的延續，是中國人的價值觀所在，也是中國文明作為連續未斷裂的原生道路文明之根本所在。
中國人的文化價值觀還體現在日常生活及其儀式感中。我們小時候吃飯時，大人會先盛一碗米飯放桌上，這是給祖宗的，尤其是過年的時候。有些地方每個月農曆的初一、十五都要在飯桌上給祖宗盛碗飯。《禮記·禮運》說：“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致其敬於鬼神。”今日中國民間有些地方吃飯前盛新飯供奉給祖先、神靈的習俗，正是古代的食禮之延續。
小孩上桌吃飯都有固定的位置，這是長幼的秩序所在，不是什麼等級制。大人教小孩夾菜要夾跟前的菜而不要夾遠的、不好夠的菜，好吃的更不能多夾；米飯不能掉桌上，不然小心天上的雷公會劈你的。這些都是規矩，是禮文化的“敬”與“讓”的價值觀滲透於生活的點滴。《禮記》開篇說：“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孝經》：“禮者，敬而已矣。”《禮記·曲禮》指出：“禮者，自卑而敬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從小在每天生活中、小事中不自覺地養成的“禮讓”、“禮敬”，成年進入社會後則能擴充為在社會、單位中的“禮讓”。這與個人在事業上的自強不息並不矛盾，這恰恰是對舍勒所批評的資本主義的冷靜計算的克服。這些是我們要將“形而下”之器對外上升到“形而上”的道的層面來對外講深、講透。
中國人與人交往特重禮尚往來，這正是禮的精神所在，《禮記·曲禮》謂：“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禮物表明心意，內心的禮敬要用外在的禮物來表達，所以中國人的禮物的意義與西方的小禮物不一樣。當然禮也不能過，要求中道、量力而行，故有“禮輕情意重”之說。在中國民間，送禮尤其是過年過節送禮一定要有回禮。如果疏忽，關係就會受影響。如果有意不回禮，今後的關係可能就斷了。重要的不是禮物本身，而是內在的心意需要有禮物來傳達，持久的關係也要通過禮的儀式感來維繫。
再舉例如今天禮儀之小者所繫乎則大，平常宴飲之排座次，行走之論先後次序，都可見禮教本身所強調的上下秩序。就禮樂傳統而言，位之上下、尊卑是與德能聯繫在一起，有德能者居其位，所以不是簡單的權力關係之分別。而飲酒之“合歡”則與上下之分別構成張力，更多凸顯的是和諧，化解區別、等級。飲酒、排座次，是古之“飲酒禮”的延續。這些生活中的細處、不起眼處其實都是禮樂精神某一方面的積澱，雖然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有其偏處。這些看似小的禮儀，卻在潛移默化中讓人在內心遵從、維持一種秩序，這就是禮所具有的政教功能。
《大戴禮記》總結了禮教的精義在於使民眾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巳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中醫也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的體現，中醫將人的生命放在天地之間來理解，即天人相應。中醫將疾病發生原因分為外感與內傷兩大類，《黃帝內經》說“夫邪之生也，或生於陰，或生於陽”。陰陽在此表示表裡，外感六淫病邪是由表及裡，所以邪先傷於表。《傷寒論》顧名思義，講到人的身體在天地之間，受到外部的氣候環境的影響，中醫歸為六氣：風、火、暑、濕、燥、寒，六氣太過則成為六淫，而容易使人致病。
內傷則是由於七情、飲食、起居、勞作休息等的過或不及等不正常而造成疾病，病發於內，故而邪先傷於裡。中醫強調人的情志即五志即“怒、喜、思、憂、恐”等情感的中正平和，《靈樞·本藏》說：“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志每一方面太過、偏而失調則易得病，《黃帝內經》對此有具體的論述。清代沈金鼇《雜病源流犀燭·諸鬱源流》說：“諸鬱，髒氣病也，其原本於思慮過深，更兼髒氣弱，故六鬱之病生焉。”
不管是外邪還是內傷之病，其發生、發展取決於正邪之氣的消長變化。《黃帝內經》說“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正氣強者，病邪難以干犯；反之，正氣不足而體質虛弱、抵抗力低者，則病邪容易乘虛而入。作為致病的外部重要因素的外邪這一外因，也要通過致病的內部因素的正氣虛這一內因才能發生作用，這就是中醫對於正氣、病邪二者關係的辯證認識。
中醫思維認為疫情的發生是受大系統的影響，中醫強調人的身體的小系統與天地自然環境的大系統的“天人相應”。所謂瘟疫、時疫就是氣候失序、失令造成的，冬天之時令該冷不冷，“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冬不藏精，春必病溫”，精氣在冬天該藏而藏不住就會出現寒邪之氣，造成時疫。今天的環保思維雖常提到暖冬，但對於暖冬的危害的理解遠不如中醫精深。暖冬的反常氣候引發時疫、邪氣。科學考察發現，全球氣候變暖使得很多原來藏在地裡、雪山、冰川裡的各種不知名的病毒可能出來。
中醫思維強調天人相應的同時也強調仁，即以仁心、仁術對待病人。
2、制度：中國文化價值觀的中層
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則是中國文化價值觀的中層，中國共產黨的政黨政治是對於士大夫政治的繼承與轉化。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可能社會經濟高度現代化，而政治制度卻依然保持著傳統的形式和本質。以美國為例，亨廷頓指出，美國總統在職能、權力及其人格、才能方面完全相當於都鐸時代的國王，甚至在權力上還超過國王，而白宮政治亦與宮廷政治相似。美國可以說是將世界上最現代的社會同世界上最古老的政治集於一身的國家。⑦
中國的政制也繼承了傳統要素：今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領導的制度既不是美國的總統制，也不是英國的內閣制、法國的半總統制，乃是承襲了明代內閣制（其中有首輔）、清代軍機處（其中有首席軍機大臣），以及再往上的唐代中書門下制、漢代三公制的集體宰相制。中共中央組織部承襲“吏部”，在識人、選人、用人、考核上纍積了一代代人的智慧；中央紀委、國家監察委的設置則承襲了傳統甚為發達完備的禦史台之監察制度。除了士大夫文官官僚制度這一整套完備的制度保證之外，同樣重要的是士大夫德性修養的內在約束與保證，這就是士大夫精神。士之為士，在於持守“修己治人”的“內聖外王”之道，所以士大夫文官政治乃是德性政治。德性政治的“德性”並非人們所誤解的道德理想主義，而是意味著政治理性和政治智慧。
中國共產黨的政黨政治一方面承襲了傳統士大夫文官政治，另一方面又以其紀律性、組織性克服了傳統士大夫政治的組織力不夠以及黨爭等問題，從而也超越了士大夫政治。因此，中國共產黨這一政黨形式，雖源自西方，但早已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所能框定的。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是在更高層次上對大國政治這一傳統的繼承與創新，最終將超越西方式的多黨競爭的政黨政治。
一黨執政之“一”不是數字的一與多，一黨執政之“一”，就是全體社會，是代表“社會整體性”、代表全體中國人民利益的社會主義政黨。而且，中國共產黨的這種“一”，也不同於西方所謂的全民黨，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中國人民的利益，不是不同階層利益的簡單相加，而是對“人民”整體性、功能性的動態把握。這一政治設計背後是不同於西方分類式哲學和分裂式世界觀。它有著深刻的文明根源，“一”是代表禮的“理一分殊”的“理一”的整全性、普遍性，這就超越了西方“政黨”（party）原本的“部分”(part)、“個別代表性”⑧的局限，而在更高的層面上回到“士農工商”四民社會的“士”之整全性。士大夫政治是世界史上唯中國所獨有的，也是中國禮文化延續性的顯著特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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