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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衝突下的五四反思
http://www.crntt.hk   2019-08-06 11:14:26
 
  六、文明的衝突

  在我看來,這是下一世代華人學者最重要的使命。為什麼呢?1993年,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即在《外交季刊》上發表其註明的“文明衝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s),後來又將它發展成為一本專書。杭廷頓認為世界主要有八大文明,分別是中華、日本、印度、伊斯蘭教、東正教、西方、拉美及非洲文明,從廿一世紀之後,人類的衝突不再僅是國與國之間,更多的將是文明與文明之間。在剛進入新世紀之後,杭廷頓的“遠見”就因九一一事件而獲得了“印證”。

  當中國GDP在二○一○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之後,中美已經掉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雙方將無可避免地在各個領域展開鬥爭。川普上台後,中美在經貿、台海、南海、5G等方面的搏鬥,都逐一表面化;最近,美國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連續針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北極地區的發展、南海能源開發、華為的安全及太空領域威脅提出了嚴厲批評。

  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Kiron Skinner)日前指出,龐培歐的團隊正在制定一項“基於與一個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戰之理念”的戰略,這裡所謂“真正不同的文明”,指的就是中國。斯金納說,“這是一場美國以前從未經歷過的,面對一種完全不同的文明和意識形態的戰爭”;她又說,“上世紀與蘇聯的那種競爭,在某種程度上是西方家族的內部鬥爭,而現在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強大的非白人的競爭對手。”

  包括龐培歐及斯金納等美國鷹派的主要動機,應該是想把“中華文明”放在美國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對立面,將長久以來西方人對“中華文明”的刻板印象,加以渲染放大甚至醜化及妖魔化,並強調美國及西方面對的正是這樣的“非白人”對手,為捍衛西方文明的利益與價值,美國及西方國家必須展開全面鬥爭,美國將領導西方世界進行一場神聖的道德之戰。

  在這樣的時代潮流之下,華人學者不論是站在“求真知”或“盡義務”的角度,都必須挺身而出,致力於說清楚自己的文化傳統。

  七、反思五四,開創未來

  基於這樣的認識,“思源學會”最重要的主張之一是:華人社會中的人文學者和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密切合作,交流研究心得,相互砥礪,共同合作,開創華人學術社群的自主學統。因此我們每個月都在台灣各大學輪流召開讀書會,和來自不同領域的人文或社會科學學者對話,希望能擴大此一學派的影響力。

  在這個情況下,我看到了朱建民教授所寫的《對六十年前中國文化宣言的幾點省思》,心有所感,特地邀請鵝胡學派的朱建民校長、楊祖漢院長、李瑞全所長、以及思源學派的王智弘教授、張蘭石教授、陳復教授和我七人,於元月三十日,在台大心理系開會,共同商議如何發表新的宣言,反思五四,開創未來。

  會後陳復先擬訂《總結五四、再創未來:中華本土社會科學宣言》的精簡版本與完整版本,寄給與會學者,大家於四月十七日共聚於台大新月台餐廳,商議由李瑞全教授再提出一個代表“鵝胡學派”的版本,再由我彙整成一個雙方共同的宣言,題為“反思五四百年,重構文化中國”,交由《中國時報》,於五月四日發布,代表各自學派的宣言版本,則以“求同存異”的方式,各自發在《中時電子報》的網站上。

  八、“文化中國”的爭議

  這份宣言在網絡上流傳,徵求“思源學會”會員意見的時候,引起最多異議者,是宣言中的“文化中國”一詞。在民進黨政府全力推行“去中國化”政策的今日,許多人建議用“文化中華”取代,以避免不必要的困擾。但是對於這個名詞,我倒是十分堅持。

  “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是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在1980年代提出的一個概念,原本是指離散於大陸之外的華人文化區。令人遺憾的是:李登輝在國民黨內當權之後,為了從根剷除國民黨的勢力,從1994年起開始藉助李遠哲的“諾貝爾獎”光環,以中央研究院及台灣大學作為主要基地,發動一批所謂“自由派”的學者,啟動“410教改”,叫出“廣設高中大學、消滅明星高中、打倒升學主義”等等的民粹式口號,毫無章法地胡亂移植美式教育。

  1994的教改,可以說是台灣由盛轉衰的關鍵。翌年我即出版《民粹亡台論》,批評李登輝搞的“黑金政治”,根本不是什麼“民主”,而是一種“民粹主義”。陳水扁執政之後,又全力推動“去中國化”,在台灣搞出了一種沒有“品管”的教育,經過一個世代的荼毒,不僅塑造出一個看不到願景的“缺德”世代,而且將技職教育摧毀殆盡。

  最近蔡政府擬定的一○八課綱將“公民與社會”科課綱中原有有關心理、教育與道德的章節內容,幾乎全數刪除,衹留下法律、社會及經濟等部分,尤其是法律占了絕大多數,目前進入審查最終階段的大多數高職版本,彷彿變成教導學生如何爭取權益的攻略手冊。

  這些教科書的內容,大量敘述人權保障、權利維護、行政救濟與罷工、街頭運動的實務做法,明顯隱含勞工與雇主對立、公民不服從的意識形態。如果這些課本被同樣立場偏頗的審查委員保送過關,對未來的新新人類將造成什麼樣的可怕影響?

  例如“訴願程序及行政訴訟”的單元,有版本列舉“某生因缺曠太多,被學校退學”,倘若不服學校的行政處分,應當如何提起訴願並進行訴訟。完全不管德育的角度,也不提醒學生“反求諸己”,反省並檢討缺曠原因。為了貫徹執政黨的意識形態,用這樣的方式教育下一代,這難道不就是儒家所謂的“自作孽不可活”嗎?

  九、“傳承五四精神”?

  五月三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刊出由“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理事長王智弘和“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共同署名的宣言“新五四新挑戰:重構文化中國”。當天感念五四代表人物、也是中央大學前校長羅家倫,中央大學特地舉辦了一場論壇;財大氣粗的中央研究院則是以“傳承五四精神”自命,一連辦了3天的研討會。

  在研討會開幕式上,中研院院長廖俊智發表了一篇非常“文青”的演說,讀來令人十分“感冒”。他大言不慚地說,中研院繼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追求的“科學、自由、民主、創造”等價值。五四運動何嘗追求過什麼“創造”價值?這真是前所未聞的“創見”!

  長期關注華人社會中科學發展的名記者江才健先生在《科學啟蒙再評價》一文中指出:“我們應如何評價科學,應當是文化思維上最值得關注深思的頭等大事。”不幸的是,我們的這位中研院院長似乎一點反思能力都沒有,他居然大剌剌地說:中研院繼承了五四時期的“科學”價值!他難道不知道五四時期的“賽先生”,是所謂的“科學主義”嗎?歷史學家汪榮祖在《聯合報》上發表的《五四的浪漫本質》,對於這一點,也有非常詳細的析論。

  至於所謂的“民主”價值,汪教授指出:“在一個缺乏民主理念與實踐的國度,不經過理性思考與批判,也未考慮襲用西方制度的可行性,但憑仰慕的熱情,作一廂情願的擁抱……。後果是,真民主的鴻鵠未至,非理性民粹主義的惡鷹卻盤旋而至。”中研院院長會在學術研討會上吹捧“德先生”,難怪台灣的政治會是今天的這副德性!

  廖院長說:中央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長“在學術上一直超然與獨立”。這話聽起來叫人全身起雞皮疙瘩。以往歷次總統選舉,中央研究院院長總是一馬當先,組織“國政顧問團”,當特定政黨的啦啦隊。所謂“超然與獨立”,是說給自己聽的吧?

  廖院長誇口“不讓任何政治意識形態限制學術研究”,這口氣像極了蔡英文當年說過的大話。然而,中研院院士杜正勝搞的“同心圓史觀”,把台灣的歷史在時間上限縮為500年,在空間上跟大陸切割;中研院和台大一幫自命為“自由派”的教授,長久以來一直把持著“教育改革”和“制訂課綱”的“大業”,拚命搞“去中國化”,把台灣的教育搞得支離破碎,現在連一套像樣的課綱都搞不出來,這難道不是用“政治意識形態在干預學術研究”嗎?

  廖院長拚命往自己臉上貼金,說“幾任中研院長幾乎都刻意與當權者保持距離,甚至對抗”,聽起來更叫人覺得肉麻。他難道不知道李遠哲最喜歡幹的職務就是“國政顧問團團長”嗎?當權者如果不“喜愛”他,中研院的預算怎麼可能年年加碼,由30億一路攀升到150億?他難道忘了翁啟惠最擅長搞“三位一體”的產官學合作,在“浩鼎事件”中呼風喚雨,讓股民坐上雲霄飛車,弄得七葷八素,再送入“套房”嗎?

  廖院長自己為了替“中研院幫”護航,在整個“拔管”事件中始終裝聾作啞;吳茂昆院士甚至奮不顧身,搶當教育部長,幫執政黨衝鋒陷陣;跟當權者如此零距離地貼身合作,如果還不能討得“當權者”的“喜愛”,廖院長所說的“當權者”也未免太漫無心肝了吧?

  十、歷史的反思

  中研院有歷史語言研究所,有近代史研究所,還有台灣史研究所,史學人才多如過江之鯽,可以說是台灣歷史研究的重鎮。當年傅斯年當中研院史語所所長時,主張歷史研究工作就是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找東西”,要求研究人員不要再講什麼“仁、義、禮、智、信”,從此之後,中研院就陷入“實證主義”的陷阱,無法擺脫西方理論的宰制。難怪在“五四運動一百週年”之後,還是衹想繼承“德先生”、“賽先生”的“五四精神”,對於自身的文化傳統完全喪失掉反思的能力,所以也看不出台灣未來的方向!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7月號,總第25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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