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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過度民主”與對立型“國族”認同的建構
http://www.crntt.hk   2019-07-01 00:18:54
 
  “反服貿運動”以“將服貿協議退回行政院”、“先建立兩岸協議的監督機制,再用其來審查服貿”等五點為公開訴求,其真正的訴求則是“反中、反馬及台獨”。此次運動嚴重影響兩岸關係進程,也破壞了兩岸政治談判的可能性。實際上,2014年2月在習近平總書記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雙方共同發表了《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兩岸展現了光明的前景。然而“反服貿運動”改變了大陸的對台政策。台灣統派期刊《遠望》在2015年刊登石佳音的文章認為:“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在2014年年11月份的《中國評論》上發表了《論習近平的統一觀》,表明了大陸面對民進黨極可能再度執政的現實,決定嚴正提出警告。解讀該文可知,(大陸)指出民進黨長期推動‘去中國化’是台灣公民運動的成因,(大陸)確認‘太陽花學運’等運動與‘台獨’有緊密的共生、合作關係(分別扮演激進與‘中間’角色)。”⑨

  “反服貿運動”中馬英九當局的退讓助長了青年團體的抗爭姿態。2015年7月,針對馬英九政府力推的“反課綱微調”,一些激進青年展開圍堵“教育部”行動。長期以來,一些台獨人士“媚日仇中”,美化日本侵略,片面解讀“二二八事件”,故意激化族群對立。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台灣社會的“課綱”改革逐漸成型,就好比“台獨股票上市”,那些台獨大佬就等著坐享分紅——看著一代代被“台獨課綱”毒害的年輕人走向社會。2015年,當馬英九政府希望將陳水扁時期偏向“台獨”的“歷史課綱”微調回來的時候,一些年輕人尤其是少數幾個高中生居然沖到了最前面。最後,“課綱微調”也就衹能是不了了之了。

  通過上述兩個案例的分析可以得出,“過度民主化”現象之所以頻繁出現,是由於國民黨當政者不敢依法壓制而導致,而這又反過來成為民進黨最有利的“武器”。這樣的暴戾氛圍的存在進一步凸顯了台灣社會“反中”氣氛的凝結。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至今,台灣民眾對於“統獨”議題的民調出現巨大的變化。調查資料顯示,1991年9月,台灣民眾中有4.3%支持兩岸“立即統一”,57.5%支持兩岸“維持現狀、未來統一”,衹有4.1%的受訪民眾支持“台灣獨立”⑩;而到了2019年1月,在“如果宣佈獨立大陸不會攻打台灣,你是否支持台灣獨立”的問卷中,“贊成”和“非常贊成”的比率分別達到了25.9%和36.1%;在“如果宣佈獨立大陸會攻打台灣,你是否支持台灣獨立”的問卷中,“贊成”和“非常贊成”的也分別達到了18.1%和11.7%。⑪可以說,“過度民主”大發展的三十年是台灣“國族”認同不斷走向分裂的三十年,這種不良局面給兩岸未來的統一投射巨大的障礙。

  五、民進黨的“過度民主”衹是執政工具

  在民進黨推動下的台灣“過度民主化”不僅使得國民黨的權威體系蕩然無存,也使得民進黨在選舉中不斷“攻城掠地”,從“地方”開始不斷包圍“中央”,以至於到2016年1月的時候,民進黨既取得了領導人選舉的勝利,也取得了“立法院”的多數席位。民進黨擁有了“無往而不利”的公權力(當然在選舉政治中這衹是種“短暫想像”而已),貌似民進黨也不必再依靠“泛社會化”的民主動員即可達到其目標。當然,國民黨淪為“在野”後,民進黨不會允許國民黨推動“過度民主”來搞垮自己。

  於是乎,民進黨“開足馬力”、展開猛烈攻擊,相繼成立“不當黨產委員會”(2016年8月31日)和“轉型正義委員會”(2017年12月5日),目標直指1945年來台的國民黨。國民黨多筆“黨產”遭到凍結,諸如“婦聯會”、“救國團”等社會組織相繼被認定為國民黨的“附隨組織”,相應地其資產也相繼遭到了凍結。更有甚者,民進黨大力推動“軍公教”年金改革,針對老弱民眾上街遊行抗議和圍攻(許多是曾經的“國軍將領”),蔡英文當局在其辦公場所外廣布“蛇龍和拒馬”——“拒民眾於千里之外”,民眾直呼“下一次投票一定不給民進黨”。所以說,2018年11月24日,民進黨在“九合一”選舉中大敗,在22個縣市中僅僅獲得6席,這種慘敗與民進黨的權力傲慢和政策失誤是分不開的。尤其是民進黨錯誤的兩岸政策,正在將台灣慢慢推向危險的境地。

  眼看國民黨大勝後高雄市長韓國瑜多處展開“招商之旅”,民進黨並未反思失敗緣由,竟然還不斷地“倒行逆施”,一方面民進黨痛斥媒體發佈“假新聞”,或許這導致了民進黨的選舉失敗;另一方面,針對報導韓國瑜新聞太多,“NCC”(台灣通訊傳播委員會)以報導韓國瑜新聞太多對“中天”開罰100萬,此舉明顯是“干涉言論自由”,招致了多家媒體的批判。

  總之,號稱“民主進步”的民進黨並未成為推動民主的“永動機”,反而在上台後不斷熱衷於“權力集中”。由此也可見,“過度民主”對於民進黨衹是爭奪權力的工具而已。正如蔡英文在與賴清德爭民進黨內初選時所放話“拼連任是捍衛執政價值”,可見其內心並不尊重“民調低迷的民意”,也並不關心“民生之多艱”。因此,實在看不下去的台灣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決定報名參加國民黨初選、來角逐2020,為台灣人民爭取更好的未來。此舉成為自從國民黨和民進黨各自初選紛爭以來最大的“震撼彈”。4月21日郭台銘在臉書上憂心忡忡地說:“在我心中,民主有兩種:一種是創造和平和促進富強的民主,另一種是摧毀和平和走向貧窮的民主,也可以說是民粹式假民主。因為衝突和貧窮,絕不可能維持長期穩定的民主發展。所以不同的民主,將會造就不同的台灣:一種是和平富強的台灣,一種是戰爭貧窮的台灣。”⑫郭台銘的參選以及中國國民黨出現多年不遇的“踴躍征戰2020”,恰恰說明了民進黨施政導致民怨鼎沸,這使得國民黨人信心大增。

  六、結論:台灣的民主還差“不衹一里路”

  本文嘗試跳脫民進黨的“自由民主”話語體系來看待台灣的民主化進程。長期以來,民進黨以維護“自由民主”的名義把持了台灣民主化進程的話語權,以對民進黨有利、而非對台灣有利的方式進行深入解讀。然而,隨著目前世界範圍第三波民主化的退潮,台灣民眾正日漸醒來,對於民進黨的表述也有了更多的抱怨。正如朱雲漢教授所言:“台灣民眾對於民主治理品質的失望,以及對台灣經濟前景的悲觀預期,導致社會出現信心危機,各階層都彌漫著迷惘、失落、與挫折感。”⑬認識台灣的“民主歷程”,不能簡單地從西方社會民主發展的視角來看,而應該從台灣社會在民進黨主導下相繼對過往社會秩序進行顛覆和解構的視角來看。

  健康的、適度的台灣民主,應該在憲制體制下,各黨派追求達成社會共識,並追求台灣整體的和平、穩定和繁榮。民進黨操弄下的“過度民主”並非依據有著“追求中國統一”意涵的“憲制”規定,隨之而來的是,台灣民眾之間守法的“中國認同”與非法的“台灣認同”愈來愈呈現出對立甚至對抗的趨勢,台灣社會也由此屢屢遭到撕裂。

  今天的國民黨應該有更大的作為。曾經擔任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對於國民黨的瓦解起到了重大的“裡應外合”的作用。之後的國民黨主席也在民進黨設定的“民主話語體系”中,逐漸淪為了追求本土化、毫無話語主動權、處處被動挨打的角色。然而,2018年“九合一”選舉後的國民黨已經重新燃起自信。在2020年國民黨初選中,先後有朱立倫、王金平、周錫瑋、張亞中等爭先恐後參選,近期又有郭台銘、韓國瑜等高民調人才可供黨主席吳敦義選擇。國民黨取回台灣地區領導權的可能性在大大增加,國民黨對於台灣“適度民主”發展的責任也在不斷增加。國民黨應該在未來台灣民主轉型中提高話語權。在兩岸關係和民生建設並舉的同時,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定位也應該更加清晰,這樣國民黨才能扮演好中華民族統一大業中積極建設者的角色,更好地維護台灣的和平與繁榮。

  註釋:

  ①根據在台灣2002年和2006年兩次調查的結果,贊成民主制優於其他體制的人數比例非常低,2002年衹有40%,2006年略有增加,但也衹有47%,不足總數的一半。這個結果同樣明顯低於日本、菲律賓和泰國,更低於香港,與韓國的情況差不多。……從另一角度講,儘管當前台灣民眾對民主體制的信心不夠,他們會贊同走回舊的體制嗎,會同意停止直選由一個強人來專權嗎?實際上很多人都反對舊體制的回歸。也就是說,民主制的正當性是建立在其他出路不可行的基礎上的,儘管現行體制不盡人意,但卻也沒有其他的方式能夠替代,這是一種很尷尬的狀態。朱雲漢:《台灣民主的沉淪與再興》,2008年12月22日朱雲漢在北京大學台灣研究會的講座,轉引自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46266879/

  ②馬英九在競選期間,曾經提出經濟年增長率達到6%以上,失業率降到3%以下,民眾年均所得達到3萬美元以上,這一系列政策簡稱“633”。

  ③[英]安東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義的興衰》,曹海軍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轉引自張飛岸:《被自由消解的民主——民主化的現實困境與理論反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頁。

  ④國民黨對台的治理是否存在著民主呢?著名保守派政治學家撒母耳·亨廷頓曾經於1991年的著作中提到:“在歷史上,台灣的國民黨體制就曾集威權、民主和極權的某些成分於一身”。[美]撒母耳·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劉軍寧譯,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5頁。

  ⑤廖信忠:《我們台灣這些年》,重慶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頁。

  ⑥七次“修憲”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前面三次,1991年一次、1992年一次、1994年一次;這三次“修憲”總的任務是解決威權時代、兩蔣時代在“憲政”上遺留的問題,開闢新局。第二個大的階段是第四次“修憲”,也就是1997年的“修憲”決定台灣的政體是“半總統制”或“雙首長制”。第三次“修憲”是後邊的三次“修憲”。這三次“修憲”分別是1999年、2000年和2005年。後面這三次“修憲”就是終結“國民大會”在台灣“憲政體制”裡的角色的過程。引自張博樹:《漫談台灣的憲政——台灣七次修憲的啟示》,愛思想網,2010年9月30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6323.html

  ⑦張茂桂:《台灣政治民主化與“公民社會”的發展》,摘錄於朱雲漢等著《台灣民主轉型的經驗與啟示》,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頁。

  ⑧朱雲漢:《台灣民主的沉淪與再興》,2008年12月22日朱雲漢在北京大學台灣研究會的講座,轉引自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46266879/

  ⑨石佳音:《太陽花運動改變北京對台政策》,《遠望》,2015年第2期,第17-18頁。

  ⑩劉國深:《當代台灣政治分析》,九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頁。

  ⑪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19年1月“2019國家安全調查”民調報告,第3頁。

  ⑫鳳凰新聞:《被蔡英文批“沒民主衹能要飯吃”郭台銘:她沒資格講》,鳳凰網,2019年4月22日,http://news.ifeng.com/c/7m4xWMtHvhA

  ⑬朱雲漢:《在民粹政治下台灣正跌落均貧深淵》,中評網,2017年9月25日,http://www.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jsp?coluid=0&kindid=0&docid=104823385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6月號,總第25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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