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中國駐美大使館仍就打撈事宜從中協調，同時賠償小組也正參酌各國提供之相關資料提出解決方案。
1949年4月之後國共內戰的局勢日益明朗，但駐日代表團仍堅持不斷的就船舶歸還與賠償問題向盟軍總部交涉。
即使1949年11月14日父親在上海常德路寓所病逝，我家也還在上海，但顧維鈞先生等還在鍥而不舍地推進兩輪對日索賠之事，直至1952年才不了了之。
當我們子女讀到這篇論文時，各種滋味油然而生。欣慰的是，時隔超過壹甲子，父親當年提交的證據還在台北，我們也去那里查閱這些泛黃的檔案。尤其是見到父親在文件上的簽名時，潸然淚下，瞬間抗戰勝利後父親忙忙碌碌的場景重新浮現腦海，恍如昨日，歷歷在目。
蕭明禮先生在論文中提及“陳家保留足夠多的證據是陳家能持續進行對日索賠”，事實也證明了父親整理的“順豐”、“新太平”兩輪的索賠資料最終成為東京、上海審理“中威船案”的關鍵鐵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