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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二共識”的達成為“汪辜會談”的實現奠定了共同的政治基礎 |
中評社╱題：“汪辜會談”的歷史地位與作用的再考察及其啓示意義——紀念“汪辜會談”30周年 作者：嚴安林（上海），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副院長、上海市台灣研究會會長；樊雨晴（上海），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碩士研究生
【摘要】從國民黨敗退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經歷了“隔海對罵”和“單方喊話”階段。20世紀80年代後期，台灣當局允許台胞到大陸探親，兩岸民間交往實現零的突破。為解決兩岸交往中出現的一系列具體問題，海協會和海基會因此成立，雙方在達成“九二共識”的共同政治基礎上舉行“汪辜會談”。“汪辜會談”是由兩岸授權，集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特點為一體的民間團體最高負責人的首次會談，以“半官方”性質搭建對話協商的機制性管道，為兩岸政治關係緩和奠定基礎，標志著海峽兩岸關係邁出關鍵性第一步。會談的成功舉行體現出“求同存異”的精神和“務實協商”、“互惠互贏”的交往原則，展示出中國人在處理兩岸關係中“行穩致遠”的政治智慧。考察“汪辜會談”產生背景、歷史地位及作用，對於借鑒寶貴經驗、正確處理兩岸關係具有深遠而重要意義。
引言
談及1979年以來台灣海峽兩岸關係，“汪辜會談”作為兩岸之間交流與對話開啓的關鍵第一步，在兩岸關係中的重要歷史地位是不容忽視的。2023年4月，時值“汪辜會談”30周年之際，重新考察“汪辜會談”歷史背景、歷史地位、歷史作用與歷史啓示，對於推進兩岸交流與對話，推動兩岸關係不斷向前，借鑒作用不小，啓示意義巨大。
本文旨在通過回顧與探討“汪辜會談”產生的歷史背景，分析會談得以開展的兩岸與國際政治、經濟因素以及海峽兩岸各自因素，結合“汪辜會談”的歷史地位和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得出堅持兩岸雙方共同政治基礎——“九二共識”的重要意義，“求同存異”、“聚同化異”，發揮中國人政治智慧以解決兩岸政治分歧等歷史啓示。
一、“汪辜會談”歷史背景的再考察
“汪辜會談”是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以來兩岸關係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中國政府“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政策影響下的必然產物。“汪辜會談”的產生，具有深刻的國際、兩岸與大陸、台灣各自政治、經濟發展的背景因素。
（一）大陸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政策，得到包括台灣民衆在內兩岸民衆的廣泛支持。這是“汪辜會談”得以舉行的重要政策因素。“一國兩制”是一種制度創新，和平統一既是中華民族的共同意志，也是兩岸民衆共同努力的方向。中國共產黨在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問題上是懷有誠意的。①
早在20世紀50、60年代，中國政府就提出“和平統一”的主張，“一國兩制”的雛形就在1960年5月由毛主席、周恩來所提出的“一綱四目”之中。②雖然沒有得到台灣方面明確回應，但對海峽兩岸關係的友好態度和善意得到初步展現。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告台灣同胞書》，向台灣同胞致以親切問候和祝賀，提出考慮現實情況，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各界人士意見。而台灣各界人士也紛紛抒發懷鄉思舊之情，熱烈盼望早日回歸祖國懷抱。為儘快改變兩岸民間往來斷絕的情況，大陸方面建議海峽兩岸儘快實現“三通四流”，即通航、通郵、通商以及進行經濟、科學、文化、體育等方面交流。1987年11月，蔣經國開放台灣民衆經第三地赴大陸探親，打破了兩岸長達38年隔閡狀態，為兩岸經商、求學、交往提供契機，兩岸民間接觸由此出現轉折。
事實證明，兩岸的接觸是必然的。雖然台當局大體上仍然推行蔣經國“三不”政策，但以老兵探親為突破口、以“華航貨機事件”為契機，“三不”政策開始鬆動。隨著兩岸交流增多，為處理交流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兩岸成立代表公權力機構的民間組織開展交往成為必然。
（二）台灣經濟的發展，國際經濟局勢的變化，特別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為台灣“出口導向經濟”提供了大陸這個巨大市場。這是“汪辜會談”得以實現的經濟背景。在“農業培植工業”、“進口替代工業”等政策下，以“美援”作為外部因素，奠定了台灣“出口擴張”的經濟基礎。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世界經濟區域化、集團化傾向明顯，貿易保護主義之風盛行，激烈的經濟競爭使得出口導向型經濟為主的台灣面臨挑戰和壓力。尋找新的市場以實現穩定出口，保證台灣經濟較少受到區域化和保護主義的影響成為台當局的重中之重。
與此同時，大陸改革開放後逐步加入經濟全球化浪潮中，龐大的市場吸引世界各國來華投資，開拓自己在中國大陸的商業版圖。為了爭取更多利益，藉助兩岸地緣和語言文化優勢，為出口導向型經濟尋找更大市場，台資企業投資大陸，兩岸經貿關係就此逐漸發展起來。特別是，與兩岸政治關係發展不同，兩岸經濟貿易關係發展十分迅速。從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到1987年台灣同胞被允許到大陸探親，經貿往來愈加頻繁。正是這持續升溫的經貿關係成為“汪辜會談”得以實現的重要經濟因素。
（三）“九二共識”的達成為“汪辜會談”的實現奠定了共同的政治基礎。這是“汪辜會談”得以實現的政治條件。“沒有九二共識，就沒有汪辜會談”。早在1990年，為解決兩岸人員往來產生具體問題，台灣當局在各方壓力下，成立海基會，接受台灣當局委托，與大陸方面協商處理涉及公權力的兩岸事務。同時，大陸方面基於一個中國原則，在1991年成立相應機構——海峽兩岸交流協會，以推動海峽兩岸交往。相互對口的海協會與海基會，在經過數次工作性商談後，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表述問題求同存異，達成一致意見，於1992年正式達成“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③。正是“九二共識”的達成，順利解決了海協會與海基會交流交往的共同政治基礎，從而為兩會最高領導人的會晤創造了條件，奠定了政治基礎。
（四）台灣政治局勢發生重要變化，台灣當局推動謀求“對等政治實體”的策略。這也是“汪辜會談”能够實現的政策考量。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局勢發生重大變化。蘇東劇變、兩極格局瓦解，以美國為首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愈演愈烈。為了壓制和制裁中國，美國加強與台灣當局關係，向台灣出售戰鬥機等先進武器。西方國家也開始提升與台灣當局關係，讓台灣當局誤以為有歐美國家支持，自己可以在兩岸關係中取得主動權。
從台灣內部政治局勢發展看，80-90年代的台灣面臨著嚴重的“法統”危機。國民黨當局“法統”危機來自於固化的政權機構和黨外勢力的快速崛起，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全面改選“國會”、開展“憲政”改革等要求，既是全島上下的民意表現，也是台灣當局為避免政局失控的唯一選擇。“憲政”改革的前提是對兩岸關係進行重新定位④。藉助兩岸對話、建立“對等政治實體”，實質上就是謀求“台灣獨立”，并且想要獲得大陸承認，在國際社會確立“兩岸對等分治”的印象。為此，李登輝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表示“我們今後將視中共為控制大陸地區的政治實體”“稱之為大陸當局或中國當局”⑤。正是基於島內外形勢，以謀求台灣“獨立”、穩定台灣政局為隱性目的的策略，成為“汪辜會談”中台灣當局配合對話的重要政策性考量。
二、“汪辜一小步，兩岸關係一大步”
“汪辜會談”在兩岸關係中具有重要歷史地位。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曾指出：“汪辜會談是成功的，是有成果的，它標志著海峽兩岸關係邁出了歷史性的重要一步。”⑥
（一）“汪辜會談”是兩岸關係“破冰”的開始，打破1949年以來兩岸“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汪辜會談”是海峽兩岸授權的民間團體最高負責人之間首次進行的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的會談。⑦自1949年國民黨從大陸撤退以來，兩岸關係經歷了蔣介石時期的“隔海對罵”、蔣經國時期大陸“單方喊話”，到李登輝上台時期的兩岸“各說各話”。⑧從形勢上看，兩岸關係是在朝著緩和趨勢發展，但正式的權威性的溝通和對話，還是始於“汪辜會談”，藉此機會兩岸實現“同席對話”，自此，兩岸之間交流、對話、會晤日益頻繁，并由民間拓展到官方、由經濟領域拓展到政治領域。因此，“汪辜會談”讓兩岸關係真正開始“破冰”，開啓兩岸非官方和平對話的先河，堪稱兩岸政治交往第一個里程碑。1998年10月在上海舉行“汪辜會晤”，這是台灣授權民間機構負責人第一次登陸，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會見辜振甫一行。這是兩岸政治交往第二個里程碑。2005年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登陸，與胡錦濤“胡連會”，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自1945年重慶談判以後第一次會晤，達成“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五點共同願景。這是兩岸政治交往第三個里程碑。2015年11月新加坡“習馬會”，實現兩岸最高領導人自1949年以來第一次會面。是為兩岸政治交往第四個、也是迄今為止最高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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