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令遠也說，但與此同時，對於中國屢次表示要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一事，日本始終持消極態度。日本的公開說法是擔憂中國的市場開放力度無法與CPTPP的高標準進行對標，而實質上是日本相關政策重心轉變的一種折射。即從推動同一制度框架內的良性競爭讓位於與所謂“志同道合的夥伴”構築“小院高牆”，一方面推動部分產業對華“脫鈎斷鏈”，另一方面重組相應的供應鏈和確保日本的技術優勢。具體而言，日本日益重視安全考量與經濟手段的相互補充，並形成經濟安保的理念，且將之視為國家安全保障和國家戰略的核心內容之一。其內外聯動主要表現為對內推行經濟安保戰略，並設置相關主管部門，又出台“經濟安保法”，對外與美國首度建立經濟版“2＋2”協商機制，並積極引導美國共同充實“印太經濟框架”（IPEF）的內涵。受此影響，儘管中日經貿整體上在2022年仍保持了一定的發展態勢，但規模已被中韓經貿總額超越，這導致日本在中國貿易夥伴的排序中也滑落至第五名。
胡令遠表示，不言而喻，日本於2022年5月出台的“經濟安保法”，對中日經貿關係帶來深遠的傷害。但在華日企仍勉力開拓、苦心經營，也收穫了可觀的業績。經貿紐帶在中日關係中所起到的壓艙石和粘合劑的作用並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這也彰顯了中日關係的內在韌性。
他指出，2022年對中日關係帶來重大衝擊和深遠影響的，無疑是12月16日日本政府正式通過的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及《防衛力整備計劃》等所謂“安保三文件”。在這三份文件中，日本提出將致力於擁有對敵先制攻擊能力，並在未來5年大幅增加國防預算、達到GDP的2%等主張。這些舉措意味著日本戰後安保理念和防務政策發生了重大轉折，完全拋棄了“專守防衛”原則，在一定意義上導致和平憲法名存實亡，將日本引向危險的方向。
胡令遠說，近年來，日本不斷炒作周邊面臨的所謂重大安全變局，聲稱存在“以武力改變現狀”的地區威脅，並將矛頭直指中國，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而這次的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則毫不避諱地將中國明確定位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強調日本應通過綜合國力以及與“同盟國和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實現國際關係特別是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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