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日台所謂“民間友好度”無益於日本走向真正“正常化”
中評社：如何看待日本和台灣民間社會的交流，其背後有哪些推手？會造成什麼影響？
王海濱：日台兩地民間關係不斷提升始於李登輝時代。在李登輝之前，島內對日活動主要集中在政界，這也是日本政界“台灣幫”勢力始終香火不斷的重要原因之一。李登輝主政後除了加強拉攏日本政界之外，還從商、學、民多個層次入手，拉攏了中島嶺雄、岡崎久彥、小池百合子等一批右翼人士，在兩地極力宣揚所謂的“歷史情感、價值觀紐帶、地緣利益”等聯繫。在冷戰後逐漸走向保守化的日本國內，逐漸培養起一大批“友好”力量。新世紀之後，隨著兩地戰後出生人士走上政壇，加之互聯網跨境交流所帶來的便利，客觀上使日本右翼勢力與“台獨”分子加強聯繫、鼓吹“中國大陸威脅論”有了更好的渠道。再加上台灣當局年年撥出大筆經費從中活動，更是兩地民間所謂“友好度”不斷上升的幕後直接推手。
日台兩地民間所謂“友好度”提升的背後，是以“故意”遺忘日本侵華歷史、美化殖民統治、否認“九二共識”為代價的。這種所謂的“好感度”提升，一方面不僅故意遮掩了中日兩國歷史關係的本來面目，更是使兩地民眾“選擇性”地遺忘了日本侵華和殖民統治台灣的殘酷歷史，從而在兩地培養一大批“親日反華”分子。因此，這實質上就是故意大搞對侵略歷史的遺忘和對島內日據時代的讚美，這是中日兩國無法真正實現民族和解與關係正常化的根由，也無助於日本走向真正的“正常化”和東亞局勢的穩定與安全。
聯合國2758號決議與《中日聯合聲明》是制衡日本台海政策的根本因素
中評社：在當前局勢下，日本的台海政策會面臨哪些制約因素？
王海濱：日本1957年首次發布《外交藍皮書》提出“外交三原則”，即聯合國中心主義、與自由主義國家相協調、堅持作為亞洲一員的立場。從戰後日本國家戰略與外交政策來看，基本上是圍繞這三個原則來處理外交關係的。就中日關係而言，戰後日本對華政策整體是圍繞聯合國“一個中國”政策、日美同盟、中日關係三個基本框架運轉的。不過，由於冷戰國際局勢的影響，這三個原則本身也存在著矛盾，而且日美同盟又處於優先位置。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國際局勢變動，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美關係正常化，日本才重新恢復與中方的邦交關係。因此，日本台海政策的走向，實質上受這三個因素彼此的作用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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