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美國為了應對所謂的“中國挑戰”，也在放鬆對日本的約束，鼓勵日本發展武力，在地區安全事務上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一點與20世紀7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當時美國在管控同盟關係時，有一個現在不太被提及的考慮，防範日本再度成為軍國主義國家。而隨著中國實力地位的提升，美國將中國定義為“主要的競爭對手”，甚至一部分美國鷹派還認為“中國是美國的敵人”，在這種氛圍下，美國也將加大力度支持日本在安全領域發揮作用。例如，美國不斷表示，釣魚島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美國還牽線搭橋組織美日與台灣地區的三方協作機制等，加大了對中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干預。顯然，如果日本在這些方面一意孤行，那麼中日關係就難以恢復到建交初期的良好狀態。
鍾飛騰分析，從未來發展趨勢看，如果中美之間發生大的衝突，日本就面臨選邊站的問題，而且很大可能會堅定地站在美國一邊。事實上，日美已多次發出這種聲音，例如，去年4月日本首相訪問美國，雙方在聯合聲明中寫入有關台海局勢的內容，這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首次，自然有很強的“警告”的含義。日本不少政客也表示，台灣地區事關日本的國家利益，赤裸裸地干預我主權。例如，日本政府2020年版的《外交藍皮書》首次寫入了“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立場。2022年4月22日發布的《外交藍皮書》更是將台灣地區列為日本極為重要的夥伴和朋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