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26日電／2018年可以說是中美建交後美國政府強化“對華遏制”的起點，當年3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對華301調查報告”簽署總統備忘錄，宣布將對中國產品加征額外關稅。這標誌著華盛頓對華發起近幾十年來世界貿易史上最大規模的貿易戰。
環球時報發表中國國際貿易學會常務理事、專家委員會首席專家，前駐舊金山、紐約總領館經濟商務參贊何偉文文章分析，從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從貿易到科技、產業領域，5年以來美國對華經貿政策日益清晰和趨向對抗，其本質是“兩個工具”。
第一，淪為對華冷戰、陣營對抗政治戰略的工具。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對華貿易戰、科技戰的敘事方式、具體路徑和政策措施，都是其整體對華戰略方針的貫徹。一定程度上來講，美國已經不再有基於經濟規律和商業利益的對華經貿政策，衹有冷戰思維、對抗圍堵手段及零和目的。
美國在政治上和戰略上認定中國是“唯一一個既有意圖又有能力重塑國際秩序的競爭者，對美構成最嚴重地緣政治挑戰”，因而在經濟上企圖扼殺中國的出口市場，進而扼殺中國實力繼續增長的源頭——先進科技和高端產業。美國對華經貿政策的核心，和《芯片與科學法》、《通脹削減法》、芯片四方聯盟（CHIP4），以及大幅提升對華高科技出口管制規定等法律、政策和措施，都超出了關稅和貿易限制的範圍，是企圖強行將中國封鎖在世界前沿技術之外。
美國在地緣戰略上的一個基本途徑是糾集盟友，運用G7、美歐峰會和北約維護它所主導的“國際秩序”。根據此邏輯，在經貿政策上，其組建跨大西洋貿易與技術理事會（TTC），企圖建立排除中國、“以價值觀為基礎”的高科技產業供應鏈，特別是芯片供應鏈。而隨著美國的地緣戰略重心轉向“印太地區”，經貿政策上也相應提出了排除和圍堵中國的“印太經濟框架”。
第二，淪為逆全球化和對抗多邊貿易規則的工具。
美國所有對華科技、貿易及投資打壓圍堵，以及糾集盟友隔斷中國，都是直接與全球化對抗，與WTO為中心的多邊貿易規則對抗。它們直接違反了世貿規則的精髓——無條件的多邊最惠國待遇原則（非歧視原則），違反了公開公平競爭原則，而採取了關貿總協定有關條款禁止的單邊認定、單邊關稅和單邊限制，違反了烏拉圭回合達成的文件《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規定。美國單方面採取的鋼鋁關稅和基於“對華301調查”而對中國2000億美元產品加征的單邊關稅已被WTO專家組認定為非法。對華芯片出口限制已被中國訴諸WTO，中國已在世貿組織貨物貿易理事會會議上對美國《通脹削減法》違反世貿規則做了全面細致的梳理。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迄今共立案616項爭端，其中美國作為被告為157項，占總數四分之一強，超過歐盟和中國被訴案件數之和。美國對華貿易戰和科技戰，不但是中美雙邊問題，而且是美國對抗多邊規則的全球政策的一部分。美國自己毫不掩飾這點。2018年美國貿易代表署提交國會的《2018年總統貿易政策議程》年度報告表示，現行多邊貿易規則是針對美國的；美國不允許世貿組織損害美國企業和家庭的利益。可以說，美國是全球化和多邊貿易規則的最大破壞者。
文章指出，究其根本，美國對華發動貿易戰，有兩大根源。
第一是政治根源：對霸權受潛在威脅的焦慮和不安。美國對外戰略和政策的總前提是，美國的霸權是歷史合理形成的，不允許其受到動搖。其他國家只能按照與美國一致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和社會制度運行。在一些美國精英看來，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與美國完全不同，而實力正在日益接近美國，這引起他們的極大不安。在他們的設想中，美國一定要把中國削弱到在前沿技術、高端產業和世界影響力方面對它無法構成重大威脅的程度。
第二是經濟根源：產業國際競爭力的衰落。美國製造業在20世紀70年代中達到頂點，此後競爭力逐步下降。到了21世紀20年代，美國的產業優勢主要集中在技術研發、設計、品牌、金融和營銷，製造業競爭優勢日益縮小。美國雖然具有土地、能源成本優勢，但不具備勞動力成本優勢，也不具備海外市場地理優勢（歐洲和亞洲市場上已經發展起來的當地企業更具競爭力）。而世貿規則的精髓恰好是按照市場比較優勢，所有企業都平等地進行全球自由選擇、自由競爭。這正是戰後初期美國憑借其在世界上占絕對優勢的產業實力和競爭力而推動建立的規則體系。隨著幾十年來競爭力的消長，美國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因此，從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基本的政策選擇都是對抗世貿規則，單方採取限制，人為劃分供應鏈，以確保美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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