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14日電／隨著俄烏衝突演進，美國不斷加大對俄制裁力度，在投下將俄羅斯逐出SWIFT的“金融核彈”之後，又宣布對俄能源禁令。一度在這兩個問題上極其為難的歐洲盟友，也因“形勢所迫”選擇跟牌。拒絕直接出兵而是加大背後策動，美國正在烏克蘭危機中重操通過鼓噪戰爭借機套利的模式。
進入後冷戰時代，為了維持資本主義世界資本積累機制的運轉，在“美元—美債”的環流體系框架內，以所謂“全球勞動套利”為手段，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集團過去幾十年來一直躺在借由“產業技術壟斷+金融壟斷”構築的舒適圈中輕鬆獲利。
不過，伴隨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崛起，通過“全球勞動套利”獲取的超額利潤逐漸被稀釋，加上西方金融壟斷資本的無序擴張和任意妄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的全球宏觀經濟局勢日益惡化。那場危機雖已過去，但其內含的邏輯之後還在不斷延伸，並且逐漸表現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和主要發達工業國內部治理格局的嬗變上。
美國政府並非不想走出由此引發的內外困局。但作為現代國際政治研究的一種常識，我們知道美國的國家利益與跨國壟斷資本的核心利益並非完全重合。當兩者發生衝突時，跨國壟斷資本的代理人甚至會選擇犧牲美國的國家利益。為了改變這種局面，美國自奧巴馬政府以來，想盡一切辦法試圖跳出這個循環，但所用的手段往往只有一個，就是盡最大可能讓新興市場經濟體最終為美國的債務金融危機買單。
奧巴馬政府主要意圖通過不斷擴大美國聯邦債務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沒奏效，最多也就延緩了危機的爆發時間。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宣揚“美國優先”，對中國挑起貿易戰，另一方面試圖使用美國保守主義政治傳統來解決這個問題，但這觸動了跨國壟斷資本的利益，加上應對疫情不力，最終政策無法延續。拜登政府則回歸民主黨作為跨國壟斷資本更可靠代理人的政策路徑，同時也造成施政方針的更趨極端。
作為國際金融危機邏輯演化的極致，面對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造成的全球資本流動阻斷，拜登政府為了擺脫債務金融叠加疫情衝擊的雙重危機，一定程度上也為了抑制國內嚴重通貨膨脹趨勢，終於鋌而走險，祭起過去幾十年來屢試不爽的老辦法，即通過鼓噪戰爭進行套利的模式取代已經沒有太好效果的“全球勞動套利”。具體而言，就是操作政治杠杆，通過刺激和誘發自以為烈度可控的局部代理人戰爭來驅趕境外資本流動，為即將到來的美聯儲加息操作進行戰略上的準備。回顧100年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史，這是對西方而言更便捷但也更危險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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