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內外需增速同步回落，中國傳統製造業就面臨產能過剩的挑戰。鋼鐵、煤炭、平板玻璃、水泥、電解鋁、船舶、光伏、風電與石化，被稱為中國的九大產能過剩行業。2008—2014年，鋼鐵、電解鋁、水泥、煉油、平板玻璃、造紙等行業的產能利用率，的確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國際上製造業產能利用率警戒線一般為75%—80%，到2014年，中國的鋼鐵、水泥、煉油等行業的產能已經跌破國際警戒線。
產能過剩意味著企業的現有產能尚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自然沒有動力去新增產能投資。同時，內外需不振導致的產能過剩也會造成中國企業的贏利能力下滑。1997年至2007年，中國國有企業總資產回報率持續上升，但2008年至2016年卻持續下降，由2007年的6.4%下降至2016年的2.7%。
導致投資回報率下滑的原因之二，是中國企業融資成本顯著上升，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近年來，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已成為困擾中國經濟的突出問題。儘管政府採取了很多鼓勵性政策，依然沒能顯著改善這一狀況。造成民營企業融資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至少包括民營企業融資鏈條不斷拉長、金融機構風險偏好上升(因此對違約率更高的中小企業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預算軟約束的地方融資平台擠壓了民營企業融資等。
舉例來說，最初，民營企業可以直接從商業銀行獲得貸款，融資鏈條只有一環。隨後，商業銀行只願意把錢貸給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再將用不完的富餘資金，通過下屬的財務公司貸給民營企業，融資鏈條增加為兩環。後來，國企財務公司只願意購買信托產品，信托公司再把發行信托產品募集的資金貸給民營企業，融資鏈條更多至三環。最後，信托公司也不願意直接把資金貸給民企，而是要求民企必須獲得擔保公司的擔保，融資鏈條加長到四環。這就是為什麼基準貸款利率為5%，民企實際借款成本卻往往高達15%。
中國企業融資成本上升，還有更深層次、更中長期的原因，即儲蓄率的顯著下降。國內儲蓄率已由2010年51.5%的峰值下降到2018年的45.7%。導致儲蓄率下降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的工作人口占比，在2010年到達拐點後由升轉降。換言之，人口紅利一的衰減造成中國儲蓄率下降，這反過來提高了企業的融資成本，進而壓低了投資回報率。
技術創新挑戰
文章指出，改革開放的前30年，中國淋漓盡致地發揮了後發優勢，實現了持續快速的技術進步。這需要具備技術落差足夠大，經濟體量足夠小兩個條件。
在經歷了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後，後發優勢的兩個前提條件均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第一，中外技術落差已越來越平坦化。隨著中國國內技術水平的持續進步，目前與全球先進技術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小。第二，中國經濟的體量已今非昔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中國GDP總量已超越日本而位居全球第二。如用購買力平價計算，當前中國GDP總量與超過美國而位居全球第一。
在兩個前提條件均發生根本變化之後，中國繼續發揮後發優勢的難度越來越大。隨著發達國家日益把中國視為最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開始實施各種針對中國的高新技術出口限制，並謀求封鎖與打壓中國。在奧巴馬政府執政期間，美國政府致力於在全球範圍內打造三個“T”,即TPP、TTIP與TISA。
所謂TPP，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所謂TTIP，指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所謂TISA，指國際貿易服務協定。這三個協定象徵著美國政府嘗試在WTO(世貿組織)之外構建更高標準的全球貿易投資規則的企圖。而在這三個協定中，“知識產權條款”都是最核心條款之一。美國這樣做的用意，就是要用這些條款，限制中國等新興市場大國通過從外部引入先進技術來推動國內技術進步。
特朗普上台後，雖然美國政府暫時退出了TPP談判，但卻實施了直接打壓中國的策略。從2018年春季開始，美國政府悍然發動了中美貿易戰，其挑起貿易摩擦的主要借口之一，就是中國在“偷竊”美國的技術，以及通過“強制性技術轉讓”來“迫使”在中國經營的美資企業向中方合作者轉移技術。在2020年年初簽署的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中，就有專門章節涉及知識產權內容。
此外，美國政府還在大範圍調查回國效力的華裔科學家，並顯著提高了在美國學習所謂“敏感專業”的中國留學生的簽證難度。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也極力加大了對中國企業併購美國高新技術企業的審查力度。從特朗普政府的種種舉措來看，未來中國企業要想從美國獲取現金技術的難度會變得越來越大。其他發達國家雖然沒有美國這麼極端，但中國從外國獲取先進技術的難度也已越來越大，這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既然後發優勢難以繼續發揮，那麼中國實現技術進步的主要渠道，自然會轉向自主創新。近些年來，中國國內技術的自主創新的確取得了重大進展。如到2016年，在11個主要的科技創新指標國際排名中，中國在研究人員數量、專利申請量、專利授權量、高科技產品出口額這4個指標上，已位列全球第一;在研發費用、國際科學論文數、被引用數、世界500強企業數、世界500強品牌數這5個指標上，已位列全球第二。
儘管如此，中國在科技創新方面還面臨以下主要不足：企業創新能力不強、核心技術仍然依賴進口、原始創新能力弱、科技力量分散重複與項目重複導致整體效率不高、以論文為主導的科技評價導向，不適應科技與經濟融合發展的基本要求、培養與吸引頂尖人才的體制機制還需要進一步完善。
自主創新前景：急需突破三大制約
文章表示，一是中國國內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依然較為薄弱。在過去更加依賴外源式創新之時，淡化知識產權要求的確有助於降低中國企業的模仿成本。然而，當需要激發國內自主創新之時，薄弱的知識產權保護將會降低創新企業的激勵，因為它使後者不能充分獲得創新成果帶來的收益。
二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四萬億元財政刺激方案與天量銀行信貸的最大受益者是國有企業。從2016年年底以來，政府開展了金融強監管、去杠杆、控風險行動，監管強化導致影子銀行與商業銀行表外融資規模大幅下降。由於民營企業是影子銀行與商業銀行表外融資的最大受益者，這次強化金融監管使民營企業也受到了很大壓力。由於民營企業的創新動力普遍強於國有企業，上述現象對於激發國內的自主創新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三是人力資本積累速度有所放緩。推進國內技術自主創新需要人力資本的支持。毫無疑問，改革開放的前30年中國大規模的人力資本投資，為國內技術自主創新提供了有力支撐，如當前中國存在巨大的“工程師紅利”。然而，如前所述，自2008年以來中國人力資本積累速度已顯著放緩，這無疑將會影響到未來中國國內自主創新的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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