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與台灣選民的變化
台灣新一代“中間選民”的偏好是多元的，各大偶像的死忠群體或許也可因而細分，但其基本偏好和取向卻存在高度理性務實的共性和新特點，這集中表現在經濟議題對選舉的主導與民進黨“統獨牌”和美國等外部因素干預的失能。選民更多將地方選舉視為改善生存狀態的手段，而未必是政治上劃線表態的舞台。因此，選民很難會被衹懂得高舉“神主牌”要求基本盤歸隊的候選人所打動，而更傾向於能務實處理兩岸關係，平和包容政治與族群分歧，同時在經濟或公共事務上有能力、潛力，並且個人形象不令人望而生厭，甚至更加有趣和有料的候選人。但選民並不期望一勞永逸解決問題，而是願意給新候選人試錯機會，如果4年後不滿意則不介意再次換人重練。高雄選戰中，韓國瑜在政策辯論處於下風但仍能大幅勝選，某種程度上是基於理性選民上述“非理性”投票意向，選民心態愈發“不嚴肅”，更強調表達權而非為選擇負責，造成了選舉高參與度背後出現儀式化和娛樂化的側面，也為CrazyFriday、學姐、館長、蔡阿嘎等一批“政治網紅”提供了土壤。
但值得注意的是，理性選民、“經濟選民”的爆發並不必然意味著經濟民生因素完全壓倒意識形態成為台灣選舉的第一性和唯一面向，中間選民失去了統“獨”立場。某種程度上，韓國瑜的口號能獲得如此高的認同，背後反應的是選民這樣一種潛意識：即統“獨”重要但難解，“台灣人”認同重要但代價不能是無限的，在理性和感性的拉扯沒有結果的時候，就衹能用“維持現狀”框住，某種程度上鴕鳥而務實地談經濟面向，並且將兩岸關係約等於兩岸經貿文化交流。一個證據是，通過此次選舉和“東奧正名公投”的實證研究顯示，選民的政黨傾向和統“獨”、價值議題仍有高度相關性，並且有潛力在2020年選舉中爆發。另一方面，韓的勝選的確如其所言，代表了正向選舉在高雄的勝利和台灣選舉制度的不斷成熟。民進黨不是沒有“奧步”，但在全世界的矚目下，最終沒有“讓子彈飛”或者錄音帶這樣公然挑戰選舉秩序和制度良俗的濫招。而這種成熟的另一面是，隨著選舉、“公投”的週期性舉行，或許選民熱情會降低，但對“國族”和制度的認同會不斷被強化，並將其內化為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在“韓流”中被父母帶到鳳山等待開票的“00後”們，在未來若干年也必然會認為這樣的政治生活是其應然的常態，培養出更為濃厚的“我族觀念”。
不過，這一現象還要在2020年“大選”來持續驗證。經過多年選舉的錘煉，選民的經濟理性和政治理性同步提升，他們懂得在不同的平台上做出不同側重的表態來最大化收益，也懂得必要的時候隱藏其屬性偏好，避免自己在社群中被孤立、異化。這在2016年特朗普民調不佳卻突然勝選，以及2018年韓國瑜在長期不被看好的情況下逆勢翻轉的案例中都有體現。因此，韓讓“九二共識”成為了高雄的熱搜詞，更多體現的是島內選民對謀求兩岸和平發展紅利的“工具理性”。這並不能必然推導出“九二共識”就此成為高雄或全台民眾的長期共識，或就此判斷台灣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完成轉移，兩岸關係的政治阻礙正在減弱。
四、“韓流”會曇花一現嗎？
正是由於韓國瑜跳脫傳統政治窠臼，擅投變化球，既讓綠營無所適從，也讓輿論對其沖多錯多的失言有高度寬容。這種光環衹有柯文哲曾享有，柯也證明，空氣票可以實體化成為政治力。但韓以及其他非傳統政治人物能否突破局限，應對複雜考驗和時代變遷，成為下一個“台灣最大尾”，變數仍多。
首先，展現解決結構性問題之能，建構統括政經的政策體系和有效執政。島內所有問題的根源是兩岸關係和台灣被全球化邊緣化，政治人物最終都繞不過這個終極命題，這是“韓流”的起源，也是所有傳統、非傳統政治人物的終極考驗。韓國瑜對高雄“又老又窮”的抽象與勾勒足夠簡潔有力，其多少有些天馬行空的政見在選舉期也達到了製造爭議、博人眼球的效果，其“救高雄”的基本思路是“開門揖客，多路並行”。但從邏輯上看，“韓國瑜經濟學”的簡明直接，就必然難脫“頭痛醫頭”、“蒙古大夫亂開方”之議。綠營人士向來將高雄沒落的結構性原因歸結為大陸崛起後，台灣產業出走、製造業下滑而導致出貨量降低，以及兩岸三通後高雄港被邊緣化。以韓所著墨的“北漂”為例，其實質是台灣進入快速工業化、都市化階段後，前後長達30餘年的全台性的人口成長分佈長期不均以及負增長。歷史經驗也顯示，“大城市吸血”的故事是全球化時代的常態，而台灣又疊加了南北、政黨和族群割裂，政黨輪替也很難挽救南台灣的“邊陲化”。韓在選前發下宏願，要讓高雄目前不到300萬人口增長到約500萬，成為超級大都市，卻因衹有願景而無清晰路徑遭對手在詰辯時猛攻。畢竟，全台2350萬人口中，大台北都會區瓜分了700多萬人；而去年出生19萬人，是1980年代高峰的不到一半，出生率逼近日本。如何破解這樣的結構性問題，是韓能否從江湖草莽中畫大餅、打江山的“流寇”，蛻變為能穩居廟堂之上的“坐寇”的根本。
韓國瑜勝選後的戒慎戒懼，顯然是明白相比選舉時的情緒宣洩和兩軍對壘，執政後要直面的現實考驗和實踐檢驗才是真正的挑戰。韓得票最終突破2008年馬英九82.2萬的記錄，比4年前國民黨的楊秋興多了40萬，更橫掃高雄38區的28區，包括三民、小港這樣的指標區和深綠區，可見投韓者除了“北漂”，還有重拾希望的藍營選民，萌生求變意識的農工階層，討厭民進黨的中間選民乃至懲罰菊、蔡的綠營“賭爛票”。韓國瑜要想行穩致遠，就必須對“韓粉”的構成和訴求有更精準的測評，而今日將希望投給韓的90萬人，未來必以更嚴苛的標準去檢視韓的作為。
其次，需要能適應並引導快速民意變動的價值觀念。雖然韓國瑜在高雄因地制宜地模糊其深藍背景，但不同的語境和時期選民關注點不同，韓無法用一套戰法打到底。韓已在圈內外摸爬滾打數十年而非白紙，其理念行事斑斑可考，到了更高的競爭平台，政治光譜和意識形態的挑戰更無法迴避，不可能永遠做“非傳統國民黨人”，也無法像某些“第三勢力”人物一樣，做面目模糊的搖擺人、“中間人”。雖然“韓流”帶動了經濟選民的“覺醒”，但事實上價值對立的激化是此次選舉的一個深層動力。衹是這種鬥爭從往年的統“獨”、威權、族群轉化為披著“經濟民生社會”議題外衣的同婚、核電、空汙和“東奧正名”等議題上。由於民進黨選戰中頑守“挺同”、“反核”等神主牌，讓位於島內政治和價值光譜極端的中、南部深綠保守選民因對“同婚家庭”和空氣污染的恐懼而轉投藍營候選人。這也是支持“民法”婚姻一男一女的韓國瑜獲得南部宗教界、農工群體好感的原因之一。不過，這種變動也反應出，在藍綠二元結構逐漸裂解、思想言論去中心化時代，島內選民的價值觀念分化程度出現多議題、多層次態勢，且民意風向變化極快。這意味著：選民支持將更多根據議題類型，而非傳統的宏觀意識形態和政黨、族群身份，出現更為碎片、交叉的民意效忠；與此同時，選民偏好隨波逐流，政治人物若自恃家底，稍有遲疑保守即可能被拋在腦後。“網紅政治”淪為政治快消商品，則難保韓國瑜不會成為下一個陳其邁。韓在市政府小內閣上的任命爭議快速傷及其聲望，說明了目前韓所承載的選舉認同是基於價值和利益期望，因而是刻薄且多變的。韓也自知“沒有蜜月期”，歷史證明，對於如何厘清“做對的事”和“正確地做事”，選民看法多元；對於不能夠快速兌現預期的候選人，選民更是沒有足夠耐心。值得韓思考的是，4年來，柯文哲能在施政爭議和藍綠夾殺中涉險過關、持盈保泰，目前仍穩居全台民意信任度和2020呼聲最高人選之列，一個很重要原因是其與“柯粉”形成的是價值而非利益的“契約”，換言之，衹要柯能維持“推倒藍綠”的想像和“反傳統”的價值姿態，就足以維持“柯粉”的信心。然而，“韓粉”的構成更為複雜，其訴求也更為直接、務實，韓“發大財”理念這個更高、更明確的預期，在激情過後兌現的難度，恐怕要高於柯。
更進一步，雖然韓國瑜對“九二共識”做出明確支持表態，但“0分政治，百分經濟”的“務實理性”，客觀上是弱化這一共識的政治內涵而將其作為某種“經濟策略”。韓選後講出“台灣不要輕易答應大陸、美國求婚”，在江啟臣等人急切地對美表態“國民黨從來都是親美”的呼應下，不由得讓兩岸輿論高度關注選後國民黨強勢崛起的“本土派”、“中生代”在兩岸關係上的真實動向。對於大陸而言，經歷過馬英九時期的“和平發展”和民進黨上台來兩年的“冷對抗”之後，勢必會對兩岸交流與兩岸關係的辯證關係有更深邃和動態的思考。藍營勝選人密集打出的兩岸交流和經貿牌，在大陸網絡民意中也引發了正反兩派的輿論。畢竟，如果中國國民黨以“理性人”假設為前提來處理兩岸關係，即是對其政黨價值本身的考驗，也必然引發“勢傾則絕，利窮則散”的疑慮。兩岸關係顯然不是建構在大陸“讓利輸血”來滿足島內政客“發大財、拼經濟”宏願的線性邏輯上的。在這方面，首代“政治素人”柯文哲的得失值得韓評估。任何以全台、兩岸為視野的政治人物，勢必都要在兩岸關係上有更多務實、穩定的創見，模糊和搖擺衹能是對其本人核心價值與政治信用的磔傷。
同時，需智慧處理與黨內權力格局和政治生態關係。韓國瑜在國民黨宮闈中長期是“邊緣人”，多年來遠離這一“醬缸”，但在韓如今眾星捧月般地回歸主流且“如日中天”之後，如何進行自我身份、價值和願景定位，並且如何基於此處理與黨內同志和相似理念政治人物的關係，是決定“韓流”持續力和上限的重要因素。
一是須穩健處理世代交替問題。韓國瑜人氣爆棚之際，被不少人拱為國民黨新“太陽”、未來共主。有輿論指出，在“黨國大佬”、“地方大佬”和“學者儒帥”分別被貼上“權貴”、“黑金”、“無能”標籤，藍營舊領導核心弱化後，韓國瑜、侯友宜、盧秀燕、江啟臣等“本土”、非傳統、高人氣的戰將在亂世中應運而生，構成新一代明星梯隊，同時也承擔了革新國民黨路線和文化的期待。但在吳、馬、朱“老三公”不會輕易退位的情況下，權力新一極的崛起難免引發蝴蝶效應，世代交替不會一蹴而就。韓國瑜在進行時或未來時的世代交替中是否、能否和應否去扮演領頭羊的角色，都需要精準拿捏。
二是謹慎評估是否投入2020。選前，輿論拱韓國瑜聯合柯文哲參選2020，更多是基於其“惜敗”的預期。如今韓“意外”勝選，情勢變化，反而讓韓沒有了孤注一擲的必要。一方面，高雄市民選擇韓國瑜做市長，顯然不會樂見其在中途而廢地投入2020年選舉，更何況“韓流”熱度能否延續到2年後、能否拓展為全台性也存在很大變數。另一方面，由於蔡英文的頹勢，以勝利者自居的國民黨的出線權之爭開始擺上檯面。曾在選戰關鍵階段鬧出“失言危機”、被質疑是要“棄韓保丁”的吳敦義，選後又以“知人善任”居功，且手握黨機器和規則制定權優勢，對2020的提名資格似是志在必得，甚至已規劃5月提名，使其能以“提名人”身份參加“國共論壇”。而朱立倫則有侯友宜、盧秀燕、徐臻蔚等多名“泛朱系”人馬當選，且有高民調支持度加成，是比吳更受多數選民接受的人選。如果再加上不甘寂寞的馬英九等老人，韓是否投身2020，是對其個人、政黨和整個台灣政局都會產生複雜影響的決策。
不過，在處理黨內關係方面，韓國瑜選前已有過極為明快、精準的操作。即在吳敦義“辱菊”失言第一時間，罕有地以參選人身份點名批吳，用成功的危機處理儘可能地與國民黨的負面影響切割，也引發盧秀燕等多名參選人效仿。而在此前，韓在“與柯文哲的人情和與黨內同志的義理”中，選擇沒有北上參加“六都合體挺丁”，而是與侯友宜等人結成從台灣頭到台灣尾的“正義覺醒”連線。一方面，這顯示“韓流”加速催動國民黨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變遷，諸侯指揮中央和憑藉戰功上位正在成為現實。另一方面，這也能看出韓本人的世情練達和價值觀念。正如韓妻子李佳芬所言，他們相信選舉是一時的，而人際關係是長期的。政治家往往是好的演員，但一個人的情懷胸襟卻無法長期偽裝。韓在政治大學求學之際，就有念舊重情義之名，其畢業論文序言寫道：“學藝已成，甫將下山步入瀟灑江湖，回首前塵縱然苦多於樂，可是我已走過，我已征服。眺首前程，雖然撲朔迷茫，但天下即我心，俠義藏胸襟，殺惡便是善，劍出鬼神驚，歸德公子，又何懼之有？”如果韓能繼續保有這份可貴的初心，在加上其政壇浮沉所凝練的智慧、洞察和勇毅，則“韓流”未必會陷入“出道即巔峰”的悲劇，輿論也可期待新的政治勢力等為台灣政治注入活力和正能量。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1月號，總第25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