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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所領導召開會議。（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
以下是訪問全文：
中評社：廈大台研院是如何創立的？創立之初遇到了哪些困難？是如何克服的？
李鵬：非常感謝中評社關注我們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40周年院慶活動。我們院的前身叫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成立於1980年7月9日。我們經常說，廈大台研所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與和平統一的號角而成立的。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舉行，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宣示了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當時中央領導認為需要成立一家專門研究台灣的學術機構，中央對台領導小組於是派領導到福建、到廈大來考察，發現廈門大學是有台灣研究的基礎的。回去之後他們就給中央寫報告，建議將全國首家台灣研究機構設在廈大。經過時任中央對台領導小組組長鄧穎超同志親自批示，在教育部和福建省委的大力支持下，隔年就在廈大成立了台灣研究所。
如果說成立台灣研究機構是時代的呼喚和領導的高瞻遠矚，那麼這個研究所能夠設在廈大就跟廈大早期的台灣研究基礎有關。廈門大學的台灣研究由來已久。早在1930年代，廈大的著名人類學家林惠祥教授就到台灣調查研究，他是中國最早對高山族進行研究的學者，還著有《台灣番族之原始文化》。1962年2月，為了紀念鄭成功收複台灣300周年，在廈大召開了“鄭成功研究學術討論會”。1973年以後，廈大歷史系成立台灣歷史研究小組和台灣史研究室，先後有十幾位教授從事過台灣歷史的研究，這些都構成了廈大台灣研究早期的基礎，也是中央對台領導小組領導考察後建議將首家台灣研究所設在廈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廈大台研所成立之初是非常艱難的，可以說是“要人沒人、要錢沒錢、要資料沒資料”。我們從前年開始啟動了“台灣研究40年”口述歷史項目，採訪了一些見證過台灣所早期創業艱辛的老同志，他們講起當時的艱辛還非常感慨。但是，從他們的口述歷史中，當時各位同仁的使命感、責任感和奉獻精神也讓我們動容。我們所一成立就有40個編制，福建省給我們20個編制，廈大出20個編制，在當時規模算是很大的。這也奠定了我們今天發展的基礎，如果沒有這40個編制，我們不可能有今天的規模，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影響。可見當時的領導是非常有遠見和非常有魄力的。
雖然當時編制很多，但是專職人員很少，多數都是歷史系兼職的。我們的老同志到今天還對當時的一個說法津津樂道，那就是“五駕馬車兩個兵”，指的是當時兩位所長和三位副所長，加兩位行政資料人員。這就是我們廈大台研所最初的架構。即便如此，當時的前輩們依然在艱困的條件下想盡辦法做研究，像大家熟悉陳在正教授、陳孔立教授，他們在專訪中都說自己“半路出家”，資料取得極其困難，經常要翻山越嶺到當時的前線廣播站去查閱資料。但他們依然堅持做台灣研究，而且做得那麼好，如果沒有情懷、信念和堅持是做不到的。我們最近正在組織編寫院史，由我們歷史研究所陳思老師主筆，陳思老師是陳孔立教授的孫子。孔立老師四代人都在廈大工作，都關心台灣問題或做台灣研究，這也是一種情懷。我們編撰院史也是希望我們的師生永遠記住創業的艱辛和發展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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