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台灣民眾特別是年輕世代比較認可民進黨的一些政治主張，特別是在兩岸關係方面，比較親民進黨。這如前所述當然是民進黨成立30多年來，利用各種條件，堅持不懈地長期改造台灣社會意識形態的結果。在這種內因的基礎上，當台灣外部環境提供了民進黨打“主權牌”、“統獨牌”的契機時，外因的作用就會顯得很強大。
事實上，影響2020年台灣大選的主要外因包括三個：第一個就是大陸在2019年1月初提出和平統一五大政策主張，提出探討“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這讓蔡英文“撿到槍”。事實上，這支槍本來就是民進黨製造的，衹要有機會就可以撿起來用。所以，蔡英文當天下午就跳出來利用“不願統、傾向獨”的普遍民意，公開反對統一，甚至故意把“九二共識”扭曲為“一國兩制”。
第二個更大的外部因素是香港動亂。香港是“一國兩制”的實踐地。蔡英文聲稱“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來影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不好。這也是利用“不願統、傾向獨”的普遍民意打“主權牌”、“統獨牌”的做法。
第三個就是美國因素。台灣人一直有“哈美”的情節，認為美國會保護他們。現在中美關係進入到戰略競爭的時代，美國為了利用台灣對付大陸，在這次選舉中公開支持蔡英文及民進黨。美國做出了一系列支持蔡英文當局的事情，包括通過“與台灣交往法”等，讓台灣社會認為蔡英文當局是能得到美國的支持的，蔡英文當局一邊倒向美國的做法也正是在利用台灣的“哈美”情節。
這些外部因素最後使得整個台灣社會的氛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2018年“九合一”選舉的時候，台灣社會的氛圍主要是對民生經濟不滿、對蔡英文當局施政不滿。但2019年台灣社會的主要氛圍逐漸發生了顯著變化，“不願統、傾向獨”的所謂“主權捍衛意識”燃燒起來了。這種氛圍環境十分不利於韓國瑜與國民黨的選舉。
在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的量變過程中，台灣的媒體與輿論體系多被“綠化”。蔡英文當局實際上也加強了對媒體與輿論的掌控。台灣媒體與輿論體系在台灣社會氛圍的變化中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結果，不利於韓國瑜及國民黨選舉的東西滿天飛，不利於蔡英文及民進黨選舉的東西基本上都很難發酵。
選後很多人認為外部因素有巨大作用，但實際上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是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因為內因如此了，才會讓蔡英文“撿到槍”、“撿到炮”，外因的作用才顯得很巨大。
事實上，2020年的選舉結果基本上反映了當前台灣社會意識形態、政治生態的結構。總體上看，選舉過程中，蔡英文及民進黨基於台灣內因，利用外因有利因素，主打基於統獨立場的“主權牌”、“美國牌”，總體上有效掌控了選舉議題，有效掌握了選戰主戰場，呈現積極進攻態勢；韓國瑜及國民黨多數時候呈現被迫因應、拿香跟拜、被動挨打的狀態，基本上陷入人家設定的戰場中跟著打“主權牌” 、“美國牌”。結果，這次選舉基本上回到了“藍綠對決”的局面。而在“藍小綠大”的結構下，選舉結果可想而知。
本來韓國瑜、國民黨的優勢在於打“安全”、“有錢”牌，但是未能充分利用有利因素、適當應對不利因素，未能有效掌控選舉議題，未能掌握選戰主戰場，基本上跟著人家打“主權牌” 、“美國牌”，結果選舉中“捍衛主權”成為選舉的主要議題。這激發了很多有所謂“主權意識”的台灣民眾出來投票，並支持蔡英文。結果這次投票率高達近75%，蔡英文也創造了領導人選舉票數新高，拿到了57.1%的選票，高達817萬票。
韓國瑜加上宋楚瑜的得票率是43%。57:43基本上體現了台灣當前的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結構。韓國瑜拿到逾38.6%的選票，實際上已經讓一部分政治“中間”的庶民甚至一部分政治“淺綠”的庶民支持他了。按照國家認同的比例來看，目前認同“兩岸是一個國家”的人不到25%，認同“兩岸是一中一台”的比例高達66%以上。這樣看來，實際上蔡英文得到的票還沒有達到持“一中一台”的國家認同比例那麽高。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韓國瑜打“安全牌”、“有錢牌”實際上已經起到了部分平衡作用，就是拿到了一部分雖然在所謂“主權意義”上面認同“一中一台”甚至趨向將來“獨立”的一些選民的票。這部分人基於和平安全的顧慮，基於民生經濟的考慮，沒有投蔡英文的票，所以蔡英文並沒有拿到66%這麽高的選票，而衹拿到57.1%。
這樣看來，韓國瑜雖然最後輸了，但是他打的“安全、有錢”牌，實際上還是有一定的成效的。所以這場選舉，韓國瑜實際上並沒有大輸，基本上反映了當前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結構狀況，衹不過他沒有充分發揮有利因素的作用，沒有適當應對不利因素，未能掌握有利於自己的選戰主軸，而是進入到了別人設定的戰場，這樣很難贏得更多的選票。現在是“綠大於藍”的時代，即便是所有的藍營選民都支持他，他也贏不了，所以得想辦法另辟戰場。
韓國瑜及國民黨有利的戰場包括兩個：一個是進攻民進黨執政成效不彰、貪腐等問題；另一個，自己要做一些事情，證明自己能夠讓“台灣安全”、“人民有錢”，要在這方面做出成績來。畢竟韓國瑜現在不是庶民，是市長，他要兌現選高雄市長時的承諾，讓高雄市民發大財。而這一點也是韓國瑜沒有做好的地方。結果他在短時間就要離開市長位置出來參選領導人的正當性、說服力就明顯不足了。
事實上，高雄市2019年上半年的民生經濟數據還不錯，但是下半年就不行了。韓國瑜也衹有3月份來過大陸拜過碼頭，簽了一些出口訂單，陸客團也有到高雄。韓國瑜的團隊並沒有繼續深耕大陸，跟大陸交流合作，也就意味著後續就沒有足夠的陸客到高雄了，也沒有足夠的訂單購買高雄產品了，最終沒有能夠讓高雄市民繼續發大財，他離開高雄參選的正當性就一定會受到質疑。
畢竟台灣多數選民還是小市民，不太認同剛剛當市長尚未兌現承諾就離開高雄去選台灣地區領導人。除非韓國瑜在高雄任內能夠兌現讓高雄人民發大財的承諾，高雄人民才會同意他離開高雄去選台灣地區領導人；如果韓國瑜確實能做到這一點的話，其他縣市的庶民才會確信韓國瑜當台灣地區領導人也能夠讓他們發大財，才會有更多的民眾支持韓國瑜，甚至會有更多的首要追求安全、有錢的“淺綠”庶民支持他。如此，才有可能突破藍綠格局，贏得選舉。
四、台灣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質變下的新脈動
在台灣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質變下，雖然韓國瑜敗選，但是“韓流”的勢力仍在發展中。這是一個新的社會脈動，是值得研究台灣問題的專家學者以及大陸對台工作重視的社會現象。
如前所述，台灣民眾已經被民進黨洗腦20多年了，民進黨已經進入了“政治正確”的收穫期時代。但是近20年來的經濟全球化加劇了貧富分化，廣大庶民獲得感不足。特別是台灣經濟成長持續下滑，“悶經濟”已經長達20來年了，廣大庶民對很難賺錢的民生經濟困境是越來越不滿的。而六次普選、三次政黨輪替以來，廣大庶民發現國、民兩黨的權貴們都在騙選票、分蛋糕、分資源，並沒有解決他們的“有錢”訴求。很多庶民開始“經濟覺醒”，特別是那些45歲以上的民眾曾經歷過“錢淹腳目”的時代，發現近20年來越來越難賺錢了，所以率先“經濟覺醒”。結果，台灣社會開始出現庶民因“經濟覺醒”而“起義”的現象。這正是所謂“韓流”的主要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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