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探索“兩制”台灣方案，需要解決如何在不改變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讓此問題得以妥善處理，讓廣大台灣民眾真正認識到，唯有國家統一後，台灣同胞才可以分享大陸發展機遇；才能使“台灣將永保太平，民眾將安居樂業；有強大祖國做依靠，台灣同胞的民生福祉會更好，發展空間會更大，在國際上腰杆會更硬、底氣會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嚴”。
三是“中華民國”所謂“主權、治權”與“政權”掛鉤。國民黨執政時馬英九曾多次提到“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兩岸政策。民進黨則刻意宣導國民黨當局將“中華民國”帶到台灣是“外來”政權，國民黨大陸政策是“賣台”。但無論國、民兩黨的政治主張及兩岸論述如何，藍綠都認為在台灣要取得執政權利，都離不開將“中華民國”當作護身符（無黨籍柯文哲想沖大位，也稱“我國是中華民國，我家是台灣”），都需要緊緊擁抱“中華民國”，都不敢明目張膽改動“中華民國憲法”裡的“一中原則”。民進黨政客心裡面都知道，單依靠“台獨”鐵票不足以取得政權，因為“台獨”可能導致災難性的嚴重後果，大多數選民不會支持。民進黨為騙取“中間”選票，以取得政權、維護政權、連續執政，也衹能藉助“中華民國”之殼（當然實質也是在掩護推進“台獨”路線）。同時，島內現狀呈現國、民兩黨為了爭奪執政權，從獲得更多選票的角度考慮，也都公開反對“一國兩制”，民進黨甚至以汙名化手段，惡意攻擊“一國兩制”是中共“矮化、吞併台灣”，時而製造、煽動、挑起島內“統獨”矛盾。顯而易見，台灣各級政權選舉是台灣內部事務，大陸不會干預。但台灣政黨政治及政客將“中華民國主權”與島內“治權”、“政權”三權“捆綁”這一特殊政治問題，無法與兩岸關係脫離。因此，在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所面臨的諸多問題中，這個問題將會比較複雜。
五、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幾個思考方向
1、關於統一前的“中華民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前言規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中華民國憲法”第4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不管國、民兩黨誰執政，不論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誰當政，都不敢冒險改動）。正因為“兩憲”都堅持衹有一個中國“主權”的原則，暫時擱置了“一個中國”政治內涵，從而達成“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才使得兩岸民間經貿、文化等各領域交流持續進行。目前儘管國民黨強調“一中各表”，儘管民進黨拒絕承認“九二共識”，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九二共識”經過兩岸有關方面明確的授權（大陸海協會、台灣海基會）認可，其核心是，“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兩岸應共同努力謀求統一。2013年先後舉行的“習連會”、“習吳會”，對體現一中原則的“兩個憲法”，有比較接近的相同認知。習總書記強調：“增進互信，核心就是要在鞏固和維護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原則問題上，形成更為清晰的共同認知和一致立場”。連戰、吳伯雄回應均表示，“兩岸各自法律、體制都實施一個中國原則，台灣固然是中國的一部分，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從而形成一中框架下的兩岸關係，而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可見，雙方以“一中框架”或“一中架構”定位兩岸關係有初步交集，已有兩岸“分治”聚焦的法理基礎，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民國憲法”。故統一前的“中華民國”，仍然有遏制“台獨”的階段性使用價值。
2、關於統一後“中華民國”的政治定位。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實質上完成了對“中華民國主權”的“事實繼承”。1971年聯合國2758號決議從“法理”上得到解決。然而客觀上“中華民國”遷台對台澎金馬地區擁有實際的“治權”已長達70年，包括有效管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等。但無論怎樣解讀，客觀事實兩岸關係不是國家“主權”的分裂，而是兩岸“治權”的分離，也就是兩岸衹有一個中國“主權”，各自“依法”實施“治權”。因此，在實施“和平統一”的前提下，探索“兩制”台灣方案中，對“中華民國”對台澎金馬地區的“治權”問題難以迴避，也需要面對、需要解決。是否可以往兩岸是“一中框架”裡面的一個“主權實體”和一個“非主權實體”，分別治理大陸地區和台灣地區的方向來思考“中華民國”的政治定位問題？自從聯合國作出2758號決議後，“中華民國”在國際事務中呈現在世人面前的都是“非主權實體”，而且是“極為有限的非主權實體”。如果允許“一中框架”內同時存在兩個“主權實體”，等同於“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符合一中原則，不符合國際法。而“一中框架”內的“非主權實體”，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的設計，已經在“一中框架”內允許回歸後的港、澳存在著、實踐著“高度自治”。因此，統一後的“中華民國”國號不應再存在，但可以允許台灣以“非主權實體”身份，繼續與相關國際組織保持經濟、文化及其它方面的交往與合作。鄧小平曾經講到，“兩岸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衹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0頁）。
3、關於統一後台灣當局“治權”其內涵尺度。台灣當局對台澎金馬地區有效“治權”70年，已形成一整套的台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制度和運行體系，實際上已經是“台人治台”，高度自治，擁有實際的“司法、立法、行政”的“治權”。按照習總書記“兩岸一家親”和“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探索統一後台澎金馬地區的“治權”，如何更加符合台灣實際情況和民眾利益，比香港擁有的“治權”更加寬泛，更有包容性和更有彈性。除了一個中國的“主權”不可談，其“治權”內涵的廣度、尺度應不會作限制。當然，鄧小平也曾經指出：我們不贊成台灣“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0頁）。是否可以思考在“一中框架”或“一中架構”裡面以“台澎金馬非主權實體”的名義，來協商台灣應擁有的區域性“治權”（“是裡面，不是下面；是平等，不分大小”）？
2001年經大陸同意，台灣就是以“台澎金馬單獨關稅區”名義加入WTO的。目前雙方互稱“大陸當局、台灣當局”，國台辦、陸委會負責人見面，乃至“習馬會”在第三地新加坡舉行，並未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如果這個思考方向可行的話，那麼可進一步延伸探索統一後台灣“高度自治”的內涵尺度。比如按香港《基本法》第13條規定，外交權屬於中央政府，香港衹有在中央授權下，才能行使部分對外關係的權利。台灣的對外關係和國際活動空間如何解決？比如按香港《基本法》第14條規定，香港的軍事防務由中央政府全面負責。而如果真的“大陸對台灣不派一兵一卒”，台灣抵禦外部入侵的軍事安全及防務問題、島內“長治久安”如何保障及“台獨”可能顛覆威脅等如何處置？比如按香港《基本法》第15條規定，香港回歸後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都要報經中央政府任命（回歸前的28任香港總督，作為英王的全權代表，都由英王直接任命）。而台灣多年來已經實行政黨政治，如果定性為“台澎金馬非主權實體”，其民選產生的領導人要不要報經中央政府任命？
總之，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內容涉及面廣，而且各類問題極其複雜和尖銳。“兩岸雙方應該本著對民族、對後世負責的態度，凝聚智慧，發揮創意，聚同化異”。要特別注意把握好：
（1）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沒有“主權”之爭可以討論。主權是國際法概念，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兩岸之間沒有“主權”之爭。代表中國的“主權”衹有一個，沒有討論和妥協的餘地，這是重大政治原則和政治底線。
（2）可借鑒“兩制”香港方案又有別於香港模式。香港回歸是中英兩國談判，“主權和治權”不可分割，也沒有商量的餘地，也不可以“治權”換“主權”。台灣問題是兩岸談判，不是“國與國”談判，“主權”和“治權”也不存在交換。但台灣當局在台澎金馬的“治權”可放開討論，民主協商，凝聚共識。
（3）先易後難，台灣“治權”可先行展開探索。台澎金馬區域性“治權”是中國內部的家務事，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可由“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薦代表性人士”，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循序漸進地展開討論。先將兩岸“深水區”中的“治權”議題作為突破口，有了初步方案後再廣泛展開民主協商，第三步才是進入“兩制”台灣方案的政治談判，最終為解決“中華民國”政治定位問題創造條件。
（4）聚合“一中框架”與“一中架構”。應該看清，“九二共識”在台灣不是一點市場沒有；一國兩制在台灣也不是一點正面影響沒有。去年“九合一”選舉“韓流效應”是明顯見證。日前原台灣對外部門負責人歐鴻煉稱，“兩岸比較可行的是在大中國架構下完成統一”，此話在台灣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們有理由相信，衹要“兩制”台灣方案有利於共同維護一個中國主權；有利於遏制“台獨”勢力膨脹和冒險；有利於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4月號，總第25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