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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希望於全體台灣人民的理性“和平統一”
——基於風險決策前景理論的觀察
http://www.crntt.hk   2019-03-03 00:11:28
 
  (二)風險決策前景理論會成為台灣民眾“統”、“獨”行為選擇的基礎嗎?

  1、台灣民眾絕大部分偏向理性經濟人

  台灣民眾中,絕大部分是一般經濟人,當然也有一部分機會投機者。在大一統的“中國人”國族認同中,絕大多數台灣民眾是承認以下事實的:一是台灣人民都是不同時期從大陸移民而來,具有中國人的血緣和傳統文化習俗關係。二是台灣人民在長久的反抗荷西政權及日本殖民者過程中,都以回歸祖國為訴求,雖然1945年之後國民黨一直未能完成去殖民化的工作,但真正的日裔後代或親日買辦比例仍屬少數。三是台灣人民在追求翻身做主而做出反抗國民黨、呼應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戰爭的“二.二八”事件中,以謝雪紅等為代表的台灣省籍民主人士明確以回歸紅色大陸的“一個中國”為訴求,拒絕美、日鼓吹的“台獨”,後續國民黨當局的“清鄉運動”被殘酷鎮壓的大部分是共產黨或親共人士,而非台灣省籍人士。四是兩蔣時期的政治與教育均以一個中國和強化中國傳統文化為核心,並無“台獨”的歷史基礎。五是新世紀以來台灣中高等教育普及,已經推行十二年中小學教育,大學入學率高達90%以上,絕大部分受過較好教育的中青年一代,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更傾向於理性經濟人。

  2、“維持現狀”是台灣民眾在缺乏“和平統一”信息和利益預期下的權宜選擇

  1980年代出現的“民主運動”是基於反抗國民黨威權統治而要求尊重和認可農工利益和台灣省籍人的民主權利而發起的。在台灣地區政治解嚴後,本土化、民主化成為台灣社會主流,但在政黨鬥爭中民進黨日漸被殖民時期親日買辦或日人後裔等主導,“民主、自由”和“本土化”被作為標籤和口號來作為與國民黨爭權奪利的手段。客觀來說,原台灣省籍人民與大陸有長期的隔絕和被殖民歷史,沒有與中國大陸同步經歷完整的推翻滿清、以一個個民主革命謀求現代化中國的變革歷程,但與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無直接的矛盾衝突,衹是由於長期的國共對峙及“仇共反共醜共”教育,導致不論是原來的台灣省籍人還是1949年過去的外省人及其後代,都對大陸不瞭解、不理解而存在誤解、擔心,年輕人更在教科書和媒體的影響下出現國族觀的混亂,對未來不確定。對於廣大台灣民眾而言,隨著大陸的經濟飛速發展和國際地位不斷提升,雖然大部分都承認兩岸最終會走向統一,但由於對大陸發展的瞭解少而偏頗,對大陸釋放的善意和惠台政策的可能所得小心翼翼,故而在求穩定、規避風險的慣性思維下,姑且選擇“不統不獨”、“維持現狀”來保有其現有生活。對於權貴而言,為保有和擴大其在台灣社會中的優越地位和利益,竭力鼓吹“獨台”或“台獨”,並以此來爭取民眾選票。對於已經來大陸發展多年、瞭解大陸的台商或台胞而言,若無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覺悟和理想追求,僅從個人利益出發,放任“台獨”可能使其爭取大陸更多優惠政策,以期有利於短期內個人利益最大化。

  三、“和統”與“武統”的不同路徑利益與風險

  對台灣各界和民眾而言,在“獨立”和“統一”之間做出選擇,或在不同的“統一”路徑中做出選擇,都是典型的“風險決策”行為。作為人性中趨利避害的本能共性,台灣民眾是否會在充分瞭解“和統”與“武統”的不同利益得失下做出理性選擇呢?

  (一)統一有時間表也無時間表

  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時間是由內外各方面因素和條件決定。島內政局變化不是決定因素,美國等國際環境都是外部因素,關鍵看大陸的發展和戰略以及台灣人民的選擇這些內部主導因素。從大陸方面看,中共十九大後,從2018年算起,2021年是建黨100周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2049建國100周年,都是一個個歷史性的節點,不可能不在解決台灣問題、推進祖國統一進程方面取得重要成果、顯著進展,或為完成這一歷史任務打下堅實基礎。“統一”不是“狼來了”,是大陸必然的國家目標。同時,“台獨”、“挾洋自重”、美國介入等衹會促使大陸加快統一的步伐。當然,台灣民眾主動選擇“和平統一”,越早選擇越受到大陸的歡迎,這也沒有時間表。

  (二)“統一”的條件和具體利益

  從40年前的《告台灣同胞書》開始,大陸一直將和平統一作為國家統一的第一優先選項。

  1、《告台灣同胞書》對和平統一政策的奠基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告台灣同胞書》提出了和平統一的目標、前提條件、決策主體與具體利益,奠定了和平統一處理兩岸關係的基本方向和原則。

  和平統一目標:儘快結束分裂局面,把力量合到一起,早日實現祖國統一。

  和平統一前提條件: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台灣獨立。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立場,合作的基礎。

  和平統一方案決策:通過兩岸商談,結束台灣海峽軍事對峙狀態。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在解決統一問題時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害。

  和平統一促進路徑:推動兩岸同胞自由往來,開展經濟文化交流,實現兩岸“三通”(通航、通郵、通商)。

  和平統一促進發展的共同利益:台灣和祖國大陸,在經濟上本來是一個整體。這些年來,經濟聯繫不幸中斷。祖國的建設正在蓬勃發展,我們也希望台灣的經濟日趨繁榮。我們相互之間完全應當發展貿易,互通有無,進行經濟交流。這是相互的需要,對任何一方都有利而無害。

  2、“葉九條”對和平統一利益的解讀

  1981年9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提出“有關和平統一台灣的九條方針政策”,首次解讀了“一國兩制”的基本意涵。

  統一方案決策:除了寄希望於執政當局,推動國共合作協商和平統一外,還強調寄希望與台灣人民“熱誠歡迎台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眾團體提供建議、共商國事”。

  和平統一後的台灣治理安排: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方事務。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台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國家管理。台灣地方財政遇有困難時,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補助。

  3、鄧小平對“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原則的闡釋

  “一國兩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任領導人鄧小平為了實現中國統一的目標而創造性地提出的國家統一方針,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主要方針,也是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所採用的制度。鄧小平強調: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一國兩制”指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台灣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大陸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作為整個國家的主體,同時允許台灣、香港、澳門保留資本主義制度。1997、1999年港澳回歸後,就一直在一個中國框架下實行高度自治的“一國兩制”。

  1992年10月12日,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江澤民指出:“我們堅定不移地按照‘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積極促進祖國統一。”“我們再次重申,中國共產黨願意同中國國民黨儘早接觸,以便創造條件,就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逐步實現和平統一進行談判。在商談中,可以吸收兩岸其他政黨、團體和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參加。”③

  1992年兩岸授權“海基會”和“海協會”在達成和確認“九二共識”、“一個中國”的基礎上,就兩岸諸多領域交流合作做出了制度性安排,逐步實現了“三通”等促進兩岸交流合作的階段性目標,極大增進了兩岸同胞福祉,推動了兩岸交流蓬勃發展。2008年以來,馬英九執政時期承認“九二共識”、兩岸同屬一中,兩岸攜手不斷出台促進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措施,使得兩岸交流範圍不斷擴大、人數不斷增多、內容不斷豐富、形式不斷增多、層次不斷增加,效益也日益多元。直至2016年民進黨再次執政後,由於蔡英文政府雖然提出“維持現狀”,但拒不承認“兩岸同屬一中”的“九二共識”,實際上“媚日擁美”而“拒中反中去中”,導致兩岸官方交流停擺、經貿受損,台灣民眾切身利益受到損害。

  4、習近平對兩岸融合發展促進和平統一的政策

  習近平主席創造性提出了兩岸融合發展的新理念,提出將祖國統一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核心內容之一,是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三大歷史任務之一;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基本方略。針對兩岸複雜的外部和內部形勢,明確劃出了“武統”的“六個絕不”紅線:“我們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絕不容忍國家分裂的歷史悲劇重演。一切分裂祖國的活動都必將遭到全體中國人堅決反對。我們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圖謀。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作為對“台獨”的懲戒和從“和統”轉向“武統”的條件。同時突出促進兩岸融合發展促進和平統一的具體舉措:一是“願意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二是“將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實現互利互惠”;三是“逐步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增進台灣同胞福祉”④,更加注重兩岸經濟社會發展的包容性、均衡性和普惠性,強調擴大台胞的受益面、增強台胞的獲得感,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持續、健康和穩定。

  2019年1月2日,習近平主席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明確宣示目標:實現中國完全統一是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人民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中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絕不會為任何“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進而提出推進統一的五個方面(被稱為“習五條”):“攜手推進民族復興”、“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實現同胞心靈契合”等。在政治上,提出願與台灣各界平等協商、共議統一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願深化兩岸經濟文化醫療社會保障等融合發展,可以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在經濟上,要積極推動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打造共同市場,兩岸要應通盡通,甚至可以“率先實現(台灣)金門、馬祖同福建沿海地區通水、通電、通氣、通橋”。在情感上,呼籲兩岸中國人、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中國和平統一進程。同時也嚴正忠告“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兩岸關係就能改善和發展,台灣同胞就能受益。背離一個中國原則,就會導致兩岸關係緊張動盪,損害台灣同胞切身利益”。⑤

  四、理性經濟人的覺醒使“和平統一”更有可能

  2018年台灣“九合一”選舉中以“貨出得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等拼經濟的選舉口號及“討厭民進黨”、“討厭國民黨”等厭惡藍綠惡鬥的政治傾向取代了“肚子扁扁也要選阿扁”等“民粹主義”感性口號,表明了台灣民眾已經從傳統熟人社會的感性行為模式轉向了公民社會的理性經濟人行為模式。對於兩岸和台灣的未來,台灣民眾可以在更加全面、客觀的認識和理性思考的基礎上,更有主動參與決定台灣未來的意願和參與決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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