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郎普執政以來，這種情況出現了明確變化，美國對華“遏制派”占了上風，主要表現在特郎普政府2017年12月發布的美國《國防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認定為戰略競爭對手，隨後發布的《國防戰略》報告中又提出要將美國的國防戰略中心從反恐轉向應對大國競爭。在這樣背景下，美國加強了遏制中國的做法，包括聯合中國周邊國家反對中國在南海的維權行動，抵制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並在台灣問題上頻頻發難。此外，“接觸派”中無論是“價值接觸派”還是“利益接觸派”都不再堅持接觸，面對特郎普政府對中國的種種高壓政策，“接觸派”不僅不反對，部分人還主張實行“去接觸”或者“脫鈎”的政策。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變化？賈慶國分析認為，很多人把美國的對華政策、美國國內的政治生態變化歸結於特郎普一意孤行的結果，比如美國優先、貿易平衡第一，製造不確定性理念和做法等等，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特郎普的理念和做法確實導致中美貿易的直接原因，但特郎普理念和做法是針對全世界，不是只針對中國，儘管美國國內很多人質疑和反對特郎普的做法，但並沒有導致他們反對特郎普對中國施壓。所以有必要把特郎普個人的政策偏好和美國的對外政策主流精英的態度區分開來。
賈慶國指出，真正導致美國對華政策政治生態變化的原因有四個：一是單極世界和中國崛起，在所有國際格局中，單極世界對中國崛起最不利。由於這個原因，美國遏制派上個世紀90年代就認為中國是美國潛在威脅，這些年中國的快速增長更加劇了他們的擔心，所以他們對中國一舉一動密切關注並加以渲染和誇大。
二是“遏制派”對中國的解讀，在中國崛起背景下，中國對外擴張勢在必行，在他們的眼里中國軍費長期高速增長，大力發展海軍和海外建設軍事基地都是海外擴張跡象，中國在南海維權的節奏更是中國海外擴張的具體體現。他們認為，中國的近期目的就是把美國從亞太地區排擠出去，遠期目的就是挑戰美國在世界的上的地位。
三是“價值接觸派”對中國的判斷，在他們看來中國國內政治發展沒有像先前預期定的民主、法治、和自由，而是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中國通過非政府組織法和互聯網安全法以及其他維穩措施都是具體指標，中國對於官方意識形態的強調進一步印證了他們的談法，經過一段時間的爭論，他們認定，中國不僅沒有像他們原來設想的變成一個理念上與美國類似的國家，而是正在變成與美國價值觀截然相反的國家。所以，他們現在覺得中國的強大就是對美國的威脅，也越來越傾斜遏制中國。
四是“利益接觸派”對中國經商環境的看法，他們認為由於極端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影響，中國有關部門採取一系列歧視外國公司的做法，包括知識產權保護、福利、網絡盜竊，強迫美國公司以技術換市場，選擇針對性執行反壟斷法，補貼中國企業政府採購不對外資企業開放，這使得外國公司在在華投資環境不斷惡化，在此背景下，他們對特郎普施壓的做法不僅沒有提出強烈反對，而且有些人還對此有所支持，希望以此推動中國投資環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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