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特朗普政權有可能是一種革命性的政權，原因可能在於支撐特朗普上台的力量是中下層。如果沒有這些人的持續支持，特朗普難以坐上總統寶座，也很難贏得2018年11月的中期選舉。特朗普之所以能聽到美國白人中下層的意見，是因為新媒體等技術性原因，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美國中下層不用花費鉅資、刊登廣告，就能把自己的意見直接推送到總統候選人那兒，這顯然是一種革命性的變化。以往的總統選舉都是億萬富翁的選舉，中下層的意見很難被總統候選人聽到和重視。如今，美國中下層在溝通、獲取資訊時更加重視推特，而不是希拉里等白人精英重視的《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等主流讀物，甚至也不是小清新喜歡的臉書。2016年8月，筆者在華盛頓調研時，酒店裡贈閱的《華爾街日報》，基本上認為希拉里妥妥地會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而特朗普是“推特治國”，幾乎不看這些主流媒體的資訊，如果從加強與中下層的聯繫來看，這也是一種統治的藝術。
美國中下層與白人精英利益不一致並不是一個新現象，只是這一次中下層終於忍無可忍，起來反抗了。二戰以來盛行多年的“內嵌的自由主義”，曾讓美國中下層生活過得優越，中產階層不斷發展壯大，有關中產階級的理論就發源於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社會，也被譽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穩定器。不過，20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創造美國世紀的那一批人老了，上台執政的新人沒有那麼多的懷舊情感，面對蘇聯的競爭壓力，創造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自由主義模式，美國跨國公司加速向外轉移，截至2016年，美國流向海外的直接投資存量接近6.5萬億美元，占全球四分之一。從80年代起，一大批從哈佛等名校畢業的精英學生，紛紛以進入華爾街為職業志向。結果，高學歷、高智商的一批人因從事金融服務業，其收入水準遠遠超過了在製造業討生活的中下層。隨著社會階層的固化，最近十年，甚至一般中產階層家庭出身的孩子，即便從名校畢業，也很難再現父輩的好生活。對於這些人來說，美國夢已經難得實現。
特朗普勢力的崛起，一定程度上源於美國夢的破產，代表著新美國力量的上升。特朗普所說的“美國優先”，包含著對“美國”的新認識，即他所認同的美國，不是白人精英所認識的那個整體性的美國，而是中下層認知中的美國。“美國優先”最重要的含義，首先是美國內部的調整，其次是美國與世界的關係的調整，這是兩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但可惜的是，多數人討論“美國優先”將重心放在國際部分。討論的問題主要是A1和A2哪個方案更好，而難以分析對外關係領域的A類選項與國內領域的B類選項之間的聯繫。之所以形成這種思維定勢，與我們所接受的有關美國對外關係政策的諸多理論有關，這些理論的創造者多數屬於美國20世紀的第二代人物，是喬治·凯南、漢斯·摩根索等人的學生輩。例如，5年前去世的結構現實主義大師肯尼士·沃爾茲出生於1924年，去年5月去世的布熱津斯基出生於1928年、自由國際制度主義大師羅伯特·基歐漢出生於1941年，這些人的理論形成於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至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後引入美國國際關係學知識體系時，正好是這批人在美國學界佔據主導地位的時期。美國第二代人物的一個顯著特徵是，他們的對外政策認識是建立在第一代人物已經確立的基本框架，即美國霸權地位和國內支持的良性互動之上。但是，第一代人物所確立的框架並不會持久不變。一個顯著的事實是，民眾的基本價值觀將隨著收入水準的持續提升而改變，從尊重權威和秩序轉變為爭奪話語權和重視社會活力，西方的這個轉變過程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目前，美國政治領導人物已經更新至70後，如共和黨候選人瑪律科·盧比奧、特德·克魯茲等人都出生於1971年，這些人都有拉美裔背景，與傳統的白人精英政治顯著不同。但是，美國政治人物（也包括其他行業人物）的這種代際差異，還沒有引起佔據中國學術舞台中心位置的一批學者的足夠重視。
三、貧富差距、認同危機與新型全球化
從收入水準來看，大部分美國人其實日子過得一般。按照美國勞工部的資料，2016年，美國大約有1.4億勞動力，人均年收入大約5萬美元左右。但是這個人均數背後卻是嚴重的收入分佈不均衡，金融、管理、律師、教授等崗位的收入顯著高於其他行業，絕大部分藍領的工資很低。
美國高收入白人精英階層主要是以下幾種。目前美國管理類崗位數大約是700萬個，人均年收入為11萬美元；律師崗位110萬個，人均年收入10萬美元；商業金融從業人數也差不多是700萬個，人均年收入7.5萬美元；從事電腦和數學的人大約有420萬，人均年收入約9萬美元；生命、物理和社會科學家從業人員約為115萬，平均年收入也在11萬美元左右。總體上而言，這2100萬人基本構成了美國白人精英階層的主體。當然，這個圈子也是高度金字塔型，站在頂尖的1%控制了美國90%以上的財富。
與白人精英層對立的是數量龐大的、收入較低的中下層。如，辦公室和行政輔助類崗位數2200萬人，人均年收入3.7萬美元；銷售崗位1450萬人，人均年收入4萬美元；食品行業1300萬人，人均年收入2.4萬美元；製造業910萬人，人均年收入3.7萬美元；交通運輸業崗位970萬，人均收入3.6萬美元。收入水準在3萬美元以下的群體，還包括440萬清潔保養人士、450萬護理和服務人員、460萬農林漁從業人士，這些群體的總人數超過了8200萬。
收入差距造成了美國人的認同危機。歐美有相當大一群人不認同全球化，1999年在美國西雅圖就發生過反全球化勢力的遊行。在21世紀初，美國人辯論外包與工作的關係時，政治學家亨廷頓發表了《我們是誰》一書，從學理上論證了美國有可能在2050年變成一個拉丁裔人口主導的國家，白人的優勢地位將不復存在。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特朗普就不顧政治正確性，揚言要修改奠定二戰後美國國力基礎的移民政策，上台之後也是不遺餘力推進，這充分說明美國已經不是原來那個美國。
比貧富差距更難以忍受的是，這個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還在繼續擴大。2003年，美國勞動力的年均工資為3.7萬美元，2016年上升至5萬美元。隨著美國高技術公司的全球佈局，核心工作崗位留在美國國內，這表現在商業和金融類、電腦和數學類等崗位擴增，而一些低端的工作崗位則被外包到海外，辦公室和行政輔助類崗位明顯萎縮，而且這些行業的年均薪水占全國平均水準的比重在下滑，資料顯示其他中低收入行業占全國的比重也是下降的，這些階層的獲得感變差了。與此同時，其他國家，特別是一些亞洲國家，比如中國人的收入卻在快速地改善。例如，2003-2016年間，中國的人均GNI從1280美元增長至8250美元。因此，美國國內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部分地也與全球化相關了。
對美國中下層而言，要在美國繼續實現美國夢，就必須打破白人精英階層主導的財富生產和分配框架，其中一部分與全球化相關。2018年1月初，特朗普任上的第一份《總統經濟報告》披露，2017年底，美國貿易額比1973年增長了11倍，絕大多數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實現的。因此，對於早期的中產階層來說，由於美國的國際貿易占比並不顯著，他們也不會是美國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隨著貿易的擴大和日漸深入美國腹地——比如美國大豆的出口，現在的情形肯定不同以往。美國學術界現在正在辯論的問題是全球化、新技術與收入差距的關係。對於中下層來說，要理解複雜的世界是有相當難度的。白人中下層看到的圖景，的確是中國人變得富裕了，而自己卻停滯不前。他們對工作、收入和貿易的關係理解不深，仍停留在製造美國夢的50年代，他們相信勤奮工作就可以，而不管技術進步、甚至產業轉移帶來的巨大競爭壓力和替代效應。
正是由於白人中下層對國際經濟和政治事務的理解相對簡單，也造成了特朗普願意以簡單粗暴的方式對待美國的貿易逆差。大多數教育程度在高中、大專水準的美國人，事實上無法理解20世紀70年代以後世界貿易格局變遷的理論邏輯，包括特朗普本人的世界觀也停留在20世紀70年代初，即在收益遞增、規模經濟為核心的新貿易理論變成主流之前的舊貿易理論。舊貿易理論的核心，基本上可以歸結為南北貿易模式，發達國家出口製成品、發展中國家出口資源產品，美國的例外在於它也是農產品出口大國。而新貿易理論試圖解釋的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的貿易品，不是製成品或者資源品，而是同一產品的零部件。在舊貿易理論存在的世界中，利益的分配是相對簡單的，這是締造美國世紀的一代人可以在政治上構建“內嵌的自由主義”框架的經濟基礎。而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登上美國政治經濟舞台的新人，他們面對的技術水準和貿易環境完全不同了，很難區分跨國公司主導的產業鏈貿易的收益分配，因而也不太能夠讓中下層分享這種利益，其結果是美國越來越發達，中下層所占相對份額越來越少。
從中下層的認知來看，他們並不認為高技術能夠幫助他們獲得更好的收入水準。在他們收入獲得感變差的二三十年中，美國的技術領先水準幾乎是個不變數，就跟前文提到的美國國際地位和絕對的經濟總量一樣，甚至還處於增長態勢中。對於文化程度不高的這批人來說，要弄懂高技術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僅需要花費時間，也需要美國聯邦政府付出更大精力培訓再上崗。因此，中下層所希望和要求的特朗普政策目標，難以把打壓其他國家的高技術發展能力作為核心目標。如果把握了這一點，就能理解特朗普擴大對華貿易摩擦的邏輯所在，高技術可能是目標之一，但絕不會佔據首要地位。正如哈佛大學教授、長期研究中美經濟關係的帕金斯最近指出的，特朗普並沒有弄明白“中國製造2025”的確切含義，他目前還在繼續削減美國研發領域的研究經費，這顯然與高科技領域競爭背道而馳。如果特朗普提高關稅清單的性質是一場“高技術戰爭”，中美就不會有談判的空間。相反，如果特朗普的目標是為了擴大就業、增加收入，那麼意味著美國最關心的問題是中美貿易關係中的收益分配如何更多地轉向美國中下層，這既涉及到美國國內制度調整，也涉及到中美關係的調整。
與更加重視國內分配的貿易關係相匹配的國際制度框架會非常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後美國要推動的全球化，不會是以往的那種更有利於金融企業和大公司的全球化，而需要更多照顧工人階層的利益。從技術水準上看，文化程度並不高的工人階層能夠參加的產業領域是有限的。或許，美國型的資本主義正向著北歐型的資本主義轉變。但是，在此過程中美國對外政策的方向會很劇烈，因為美國遠比北歐國家擁有更強大的實力調整國際格局，白人精英也不會眼睜睜看著特朗普隨意更改這麼多年來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雙方的博弈還會繼續加劇。從中下層的利益來講，如果發動一場戰爭有利於增加傳統軍工產業的產出，從而有利於增加工作機會，中下層也會投票支持特朗普。但是，如果這種戰爭只是繼續有利於金融集團，那麼支持力度會很有限。因此，二戰以後盛行的所謂經濟相互依賴有利於降低衝突這種定見，可能也不完全適用於特朗普時代的美國。至少，美國白人中下層並不認為經濟相互依賴加大會顯著改善他們的生活。按照民主制度的投票規則，這些人顯然會有很大的權力。特別是，在所有中下層的收入都普遍降低時，他們的集體行動能力是很強大的。特朗普戰勝希拉蕊就是這種集體力量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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