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大規模強刺激堪稱美國應對危機的一副猛藥，卻算不上固本培元的良藥。由於缺乏結構性配套改革，這副猛藥無法根治貧富懸殊、產業空心化等美國經濟沉屙，對其過度依賴還有惡化病情的副作用。對此，美國前財政部長、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勞倫斯·薩默斯批評說，當前美國宏觀經濟政策可謂40年來“最不負責任”。財政、貨幣政策兩大因素共振可能加劇通脹。如果美聯儲屆時對寬鬆貨幣政策“猛踩刹車”，可能將經濟推向衰退。
美式強刺激的溢出效應同樣不容忽視。作為國際最主要儲備貨幣美元的發行方，美國在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方面握有特權，巨額債務可透過體量巨大、流動性超強的美債市場實現轉嫁，借貸成本可通過美聯儲的持續寬鬆不斷壓低，強刺激措施引起的通脹壓力將被轉移到其他經濟體身上。
近期，由於美聯儲持續釋放寬鬆政策信號，市場對通脹和經濟過熱的憂慮高企，拉動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飈漲至1.7%以上。這導致國際資本加速回流美國，給不少債台高築、儲備不足的新興經濟體造成資金外流、債務違約等風險。
國際金融協會近期發布報告，今年3月第一周，新興市場近半年來首次錄得資金淨流出，每日資金流出約2.9億美元。讓人不免擔憂，今後美聯儲政策一旦轉向，甚至僅透出意欲縮表的口風，都可能引發可怕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給新興市場經濟體以沉重打擊。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教授艾格華指出，美國是在為自己的利益行事，並不關心全球市場波動對其他經濟體可能產生的影響，“不管怎樣，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都很難”。事實上，面對美國通脹預期重壓，包括巴西、俄羅斯、土耳其在內的新興經濟體開始出於挽留資本、遏制本幣貶值、舒緩通脹壓力等目的，被動提早加息，儘管這樣做可能不利於經濟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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