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全民基本收入究竟是解放婦女還是強化了對婦女的壓迫，依舊是充滿爭議的。全民基本收入在承認婦女的家務勞動的價值這一方面是有意義的，因為婦女長期被迫無償地從事這些勞動，獲得全民基本收入有助於補償婦女的家務勞動，保證其獨立性和財務自由。然而，全民基本收入也可能成為強化性別角色的“封口費”。換句話說，全民基本收入并沒有考慮到私人和公共領域現存的性別不平等，可能會加強性別化的無報酬勞動分工，導致那些有家庭護理責任的婦女進一步退出勞動力市場。雖然基本收入使個人能够在有償工作和無償工作之間作出選擇，但在當今社會從事無保障和較低工資工作的大多數是婦女，因此，從勞動力市場退出將加深對婦女不利的性別偏見。
還有一個主要的顧慮來自技術性的層面。無論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如何，可能根本就沒有任何機制使政府能够向每個合法居民支付無條件的收入。需要的是一個包含每個人姓名、聯系方式、出生日期和銀行賬戶詳細信息的數據庫。如果有足够的政治意願，許多國家將能够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建立這樣一個數據庫。但在目前的疫情危機中，數字及在綫支付系統可能會承受巨大的壓力，通常更容易利用現有的機制： 即通過擴大現有的經濟情況調查和繳費福利制度； 通過利用現有繳稅記錄，可以向雇員補貼工資（如英國）； 根據提交的年度賬戶向自營職業者提供補助等。總之，強韌的數字支付基礎設施是關鍵，許多地區的人均轉賬成本正在隨著數字設施的建立和完善而迅速下降，這也是印度所推行的類似於全民基本收入計劃的核心。
另外，還有一些來自左翼的反對意見。很多人指出全民基本收入不是解決勞工問題的萬能藥，更重要的是關注工人工作條件、解決勞動關系中的不平等問題。英國議員克魯達斯認為，左派還沒有解決如何讓勞動者發聲、讓勞工獲得尊重的問題，不能因為全民基本收入的現金補貼就放棄政治鬥爭。盡管矽穀技術行業的許多CEO都支持全民基本收入方案，但芬蘭參與型經濟智庫的創立者安蒂·喬赫南指出，矽穀的高科技公司有可能利用全民基本收入將責任推給政府，從而無需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優步（Uber）。在英國，優步公司將員工視為“個體經營者”，并未向員工提供社會保障、休假權以及各種福利，直到2017年10月英國的優步司機提起訴訟并獲勝，這才獲得了最低工資和帶薪休假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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