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開展對瘟疫和體制關係的研究。不能簡單化評判哪個國家的體制好或者壞，要對疫情暴露出的體制問題實事求是地研究。防疫過程中，中國現行體制的問題和舉國體制的應對效果得到全面展現，希望經濟學家認真分析，為我國進一步改革作知識準備。
第四，要更具遠見和理性地看待瘟疫對人類的影響。人類只有在正確認識瘟疫的基礎上，才能減低失誤、減少損失。
瘟疫系統性衝擊常規體制，局面失序混亂
“制度像一件縫制的密密麻麻的針織物，只要一根絲線斷，整件織物就受影響。”引用匈牙利籍著名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的觀點，劉守英強調了體制的複雜性。瘟疫到來時，不僅攻擊協調機制、運行機制，也會影響權力行使、意識形態以及經濟體制的凝聚力。
對體制“這件衣服”進行全面系統性攻擊，這正是瘟疫的要命之處。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由於體制差異，各個國家在考量和決策方式上是大大不一樣的。不可能要求全人類用一種方式來應對，不能由此簡單評判哪一種體制比另一種體制更有優勢。
劉守英指出，在人類與瘟疫的長期鬥爭中，已經累積形成了系統應對瘟疫的體制特征：危機啟動的權威決策與執行系統；高效、迅捷、專業、協調的應急體系；成體系的從隔離－檢測－收治的制度安排；老百姓對體制的信任以及人命關天與經濟損失之間的權衡等。這套用一次次教訓形成的瘟疫應急體制，如果好好運用，是能夠起作用的。比如新加坡和上海的應對，就是靠有效的應急體制起到了有效的防控作用。
但是，瘟疫往往對體制進行摧毀性衝擊。為何疫情在武漢暴發初期，我們建立的常規應急系統失靈了？信息層層報送還是層層甩鍋？信息發布，公共決策上失誤暴露出了深刻的體制問題。在大洋另一邊，紐約疫情的迅速蔓延也暴露出美國體制的重大問題，以至被認為有效的瘟疫應急體制沒有及時啟動。初期過於樂觀、美國疾病預防控制系統儘管專業，但制定政策時諸多顧慮，以及選舉政治等都讓美國錯失了防控的黃金期，陷入失序狀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