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蝴蝶效應”較多來自外部，那麼“灰犀牛效應”則在台灣內部就有。蔡英文們知道，利用這種效應對選情也大有好處。本來，台灣最大的“灰犀牛”是經濟社會問題叢生，是蔡英文的執政敗績，是兩岸大環境的惡化。假使蔡英文僅僅憑藉自己的執政優勢、連任慣性，選前開出教育、醫療、養老等支票，加上攻訐對手“親中賣台”這種慣用的抹紅戰術，在她自己“最大灰犀牛”劣勢面前，並不能保證她順利當選。但長期流行的民粹政治和作為島內主要矛盾的“統獨”矛盾，也是另一隻“灰犀牛”。自2014年太陽花學運以來，島內政治生態“綠大藍小”，認同層面的“台灣主體意識”濫觴，這些一直都是顯在的事實，形成了某種“反中抗中”的小氣候，給這頭“灰犀牛”發作提供了適宜的土壤。特別是台青的認同已經發生嬗變，其在意識形態煽情下的政治選擇、包括選舉動作都一直成為大概率事件，“天然獨”衹是一個表面說法。由於蔡英文和民進黨擅長於進行“台獨”理念和民粹主義的操弄，將藍綠對決與“統獨”矛盾密封打包是其拿手好戲，所以，蔡英文會毫不猶豫地鎖定選舉主軸是打“主權牌”，基本手法是激化藍綠對決，讓綠營支持者相信自己是“捍衛主權”、“抗中保台”的不二人選；這樣就足以使“綠大藍小”政治結構和島內認同結構發酵出作用，啟動另一頭“灰犀牛”，使其奔跑起來。
值得注意的是，“蝴蝶效應”和“灰犀牛效應”能夠在蔡英文選情上發生催化效果，也在於以下三點：一是在互聯網時代和新媒體時代，青年人都更多置身於網絡社會、而非現實社會。⑨在新技術條件下更容易催生類似於“皮下注射”的效果，從而更能直接受到“蝴蝶效應”與“灰犀牛效應”的影響，在特定條件下甚至催出倍增效果。二是青年群體中存在著一種其他年齡段少有的“同儕效應”，大多數青年人有從眾心理。這種“同儕效應”和從眾心理容易加劇“蝴蝶效應”，從而形成青年群體中較為穩固的同溫層。“蝴蝶效應”較多地體現在青年族群一邊倒、外部因素刺激這樣兩個方面。三是需要有製造話題、設置議程的能力，甚至不排除有倫理越線訴諸造謠等不端行為。民進黨、蔡英文本就擅長於製造話題、引導議題、謊言敘事。在蔡韓對決中，蔡在鎖定“主權”選舉主軸後，即以“芒果乾”口號、“辣台妹”角色外加小清新形象，加之綠媒扭曲事實重構事實的操作，建構起了同溫層話題的邏輯鏈條，客觀上起了助選情、吸選票的作用。蔡英文民進黨心裡明白，製造或利用“蝴蝶效應”，更能擺脫奧步的壞形象，成本更低而效果卻更好，更能借力使勁。
這場選舉給人印象較深的是，“蝴蝶效應”、“灰犀牛效應”在影響、誘導民意方面還是有一些顯著效果的，如何利用對選舉期間的民意塑造至關重要。應該看到，對這次選舉有較大影響和產生明顯效果的是“蝴蝶效應”、“灰犀牛效應”，不是“鐘擺效應”和“骨牌效應”，也沒有發生“黑天鵝效應”。有人在這次選後還用“鐘擺效應”形容、分析選舉結果，是很不準確的。在研究方法上，這仍然局限於傳統分析框架與方法，“鐘擺效應”、“黑天鵝效應”等屬於線性思維，而“蝴蝶效應”、“灰犀牛效應”則需要研究者以立體思維、複合思維、聯動思維為主，分析框架肯定帶有後現代的特徵。料想今後，用話題能力加新技術工具培育形成同溫層，將在各種類型的選舉中發揮更大作用，成為新型選舉戰術。這就取決於話題設置能力和技術支撐，是思想與技術的即時性結合。
五、“韓流”表明島內社會存在著政治對沖現象
儘管選舉結果反映了“綠大藍小、綠長藍消”的結構特徵和政局走勢，但還需要注意到的是，本次選舉中確實有“韓流”的存在，畢竟韓國瑜在藍營整合並未發生最終效果的情況下依然獲得了552萬票，這也是一個不小的成績，因為它代表了另一股政治勢力和另一種社會現實。
選舉後期衝刺階段，韓國瑜造勢的那些場子可以說是人多勢眾，用發生革命、盛大節日來形容也並不過分，一時間媒體使用最多的字眼是“擠爆”和“外溢”，確實有一種“擠爆—外溢”的現場效應，這一度讓某些人堅定預判韓國瑜可能取勝。不難發現，從選舉聲勢和場面看，確實是蔡的民調高、韓的場子熱。這種看似很矛盾、很詭異的現象，實際上意味著在台灣政治中發生著一種“對沖效應”，在政治地層深處積聚著一股對沖的力量。從選舉佈局來說，有先前的“三角督”，後來有個韓蔡宋“小三角”；但“韓流”的再現，呈現出的是一幅各自能頂半邊天、看似五五波的圖景，誰都明白最終選舉衝刺還是韓蔡的兩極對決。韓蔡對決的實質含義就是島內政治中的對沖效應已經檯面化了，代表著依靠藍綠對決還是依靠庶民革命兩種政治路線，以及意識形態掛帥與經濟民生掛帥的兩條選舉路線。從一開始，這種對沖就預示著這將是一場與以往歷次選舉分量不同、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選舉，因為其前景將會出現令人奇怪的兩個矛盾著的情況，即：若蔡勝選必是藍綠對決的結果，蔡英文的競選策略就明顯表明她完全依賴並充分利用了這一點。若是韓勝選必是庶民運動的勝利，是反蔡聯盟的勝利，是“韓流”的勝利；這同時意味著不是韓在藍綠對決中獲勝，當然也不單純是國民黨和藍營的獲勝。反蔡聯盟、庶民運動超越藍綠政治，是對蔡英文民進黨各種不滿的集中、集聚和強力反彈，是民怨的總體爆發。選前，在韓國瑜陣營有個詞很流行，叫“翻轉”。韓本來是具備這種翻轉的條件，如果翻轉成功將是結構性翻轉；韓最終也確實激發出了藍營與“韓粉”的552萬票，在藍營動員力方面可以說達到極限（其他藍營政治人物很難做到這一點）。因此，韓國瑜競選團隊喊得最響的口號是“下架蔡英文”、“翻轉台灣”。他發動了很有聲勢的庶民運動，把厭惡和反對蔡英文和民進黨的人都發動、團結起來。但經過激烈較量和大型造勢，這種翻轉沒有成功，它聚集了足夠的人氣，卻沒能贏得夠數的選票。然而，無論如何，“韓流”蘊藏著的政治對沖因素、以及這種對沖中浮現的社會矛盾仍然是存在的，對今後政局走向仍然有影響。
這主要在於：第一，從2018年“九合一”選舉到這次“二合一”選舉，“韓流”的兩次出現絕非偶然。從這次韓國瑜的場子看，“韓流”掀起的對衝程度也並不低，選舉態勢已非五五波，但又看似五五波。幾場大規模造勢活動對蔡英文選情產生了實質威脅，使民進黨繼續執政之路遇到勁敵。“韓流”之所以能掀起政治對沖的巨大漩渦，在相當意義上，是韓國瑜陣營確實利用了一直存在的各種社會矛盾。“韓流”所產生的對沖效應，反映了島內社會普遍存在（不是個別存在）的矛盾、裂痕、傷痛是真實的，如階級、世代、地域、南北、族群、政黨、藍綠、認同等，還有庶民與精英、經濟與政治、兩岸關係等方面的問題。這些多方面的矛盾錯綜複雜、交叉互動、疊加博弈，使台灣社會處在問題叢生、前途茫然的狀態。每一次選舉都是矛盾集中爆發與直接對撞的過程，都會經歷一次社會撕裂的巨大陣痛。韓國瑜以所謂“勞苦大眾”、“庶民階層”代言人自居，一句“台灣安全，人民有錢”也吸引了眾多民眾；這向台灣社會強烈暗示，“韓流”並不是韓國瑜個人的運動，而是一場社會運動。反蔡聯盟、庶民運動是突破藍綠界限的，是各種民怨、不滿的大集合，它顯示出的一定氣勢，有反映人心向背的一面，有反映人心思變的一面。當然，“韓流”的對沖沒能導致蔡英文落選，在對衝力度上也沒能最終衝破藍綠政治結構，但它仍然是一種政治存在、政治現實，也是另一種政治結構。今後，它可能遇到的問題是缺乏號召人物、缺乏組織條件（是否還有號召人物、組織條件），還有能否與其他社會勢力結合，如搭建藍白組合。
第二，“韓流”恰恰反映了台灣政治中確實存在政治泛化的背景。顯然，政治泛化是“韓流”興起的重要社會條件，泛化力量對藍綠政治的突破與超越給“韓流”提供了得以發展成勢的歷史機會。韓國瑜沒能最終取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較明顯的是缺少經濟藍知識藍精英藍的穩定支持，未能獲得年輕選民的認同，國民黨整體的不團結（包括黨內初選開局不利），以及趙少康喊話的棄保效應並未發生（來得太晚，都是快閃，也不可能發生）等等。但是，“韓流”本身是跨藍綠的，除了藍營支持者外，“韓粉”中很多是中下層民眾，也就是庶民。韓在趨於老齡化的人口結構中能夠得到中老年群體的力挺，也是難得的。甚至可以說，韓國瑜除了在國民黨和藍營基本盤獲得支持外，肯定在泛化力量範圍內贏得了支持者。反蔡聯盟是突破藍綠界限的，是各種民怨、不滿的大集合，雖有臨時性質，但還是可能在各類選舉和日常政治運作中起作用的。這就說明，今後“韓流”（如果還有）僅僅依靠國民黨的支持或藍營的支持是不夠的，它需要在泛化的群體中找到更多支持者，在政治泛化中的其他政治力量或政治人物那裡找到盟友。
第三，這自然提示人們，蔡英文勝選贏得了好看的面子，卻並未解決台灣社會面臨的各種矛盾，並沒有化解民間的疾苦和怨氣，甚至很多問題見不到解決前景。長期孕育在台灣社會內裡的階級、世代、地域、政黨、族群等諸多矛盾，近年來不斷發酵激化，是台灣社會真正的“灰犀牛”，在蔡英文連任後仍可預期無法一一解決。蔡高唱的“主權”、“安全”、“價值觀”，容易在選舉時發揮吸票作用，但不能當飯吃，大多數人還是得回到現實生活中來，還是要解決實際問題。台灣報紙在選後即發表評論說，“天然獨”終將在“悶經濟”的苦果中覺醒。⑩需要注意的是，前面所提到的諸多社會矛盾，若有哪個矛盾激化並進一步上升為主要矛盾，就會激起久已存在的政治對沖效應，從而影響到台灣政局的走向。
結語
本文意在強調，台灣政治並不是鐵板一塊，要全面辯證地看，不能孤立片面地看。“綠大藍小”的結構、政治極化與政治泛化的並存、“韓流”（或“X流”）引領的政治對沖效應，都是顯著存在的事實，也已成為台灣政治的幾大主要特徵。在這次選舉中，它們表現尤為突出、集中呈現，但其演化發展並不僅僅限於此；也就是說，今後這些仍然是台灣政治中要繼續延伸的主要脈絡，它們既分別存在又相互聯繫、既交錯發展又複合博弈，這將使台灣政治呈現出波浪式發展的全景。與此同時，並不排除伴隨著新的“蝴蝶效應”和“灰犀牛效應”適時顯現。就此而言，並不要以為一次選舉結果就框定了今後的政局走向，不僅要看到蔡英文狂勝的一面，也要看到政治泛化已經撕開了藍綠極化的口子，還要看到與其如影隨形的政治對沖效應。在選後回歸經濟面、民生面、公共生活後，社會矛盾如何發酵，政治泛化就可能如何跟進擴張，政治對沖效應就可能再掀狂瀾。在此情形下，藍綠政治版圖的挪移，極化與泛化的複雜較量，經濟與政治來回拉扯，民意流變的續章，都值得繼續觀察。特別是，遇到新的激勵性和擴張性條件時，政治泛化與政治對沖效應更可能疊加驟現，因為其背後都隱藏著一種政治與社會結構，而不是偶見的現象。
正所謂物極必反，反者道之動。今後台灣政治的關鍵看處，是在諸多相互糾纏的因素下能否出現最勇逆行者和最強翻轉者。
註釋：
①這次選舉中一個令人奇怪的現象是，各類民調、地下賭盤、網絡聲量、造勢場子等指標彼此間十分矛盾，透露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信息；對地方派系、宗教團體等因素的估計也比2018年底“九合一”選舉更複雜，如王金平和他背後的地方派系到底支持誰；而有宗教背景的妙天（國政聯盟）在韓蔡之間的態度遊移變化也頗令人驚詫。
②相關分析文章、專題採訪在中評網發表最多也最集中，可參見中評網2020年1月11日以來的相關分析。
③見新華社2020年1月12日根據台灣報紙的綜合報導。
④在分析美國國內政治時，不少學者都用“政治極化”形容其特徵，包括對特朗普能夠當選總統的政治結構和選民結構進行分析。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何曉躍：《美國政治極化的層次界定與生成邏輯》，《國際展望》2014年第1期；李海默：《對美國政治極化現象的一種新看法》，澎湃新聞2018年12月30日；在這方面較為權威的著述可見斯坦福大學政治學教授弗里納(MorrisP.Fiorina)在2017年出版的著作《不穩定的多數派》一書，系統解析了美國政治極化現象及意義，在美國政界、學界產生了較大影響。見MorrisP.Fiorina:UnstableMajorities，HooverInstitutionPress，2018.
⑤“蝴蝶效應”原本屬於氣象學範疇，是美國氣象學家愛德華·羅倫茲（EdwardN.Lorenz）最早提出的概念。1963年他在一篇提交紐約科學院的論文中分析了這個效應。後此概念廣泛用於解釋經濟、社會、語言等領域的相關現象。
⑥（美）蜜雪兒·渥克著：《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2頁、第48頁。渥克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警示人們，為什麼一些大概率、影響大的事件卻常常被無視，而導致嚴重後果？她試圖告訴人們注意和防範那些明顯的、大概率的危機事件，如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經濟危機，自然災害等。它要揭示的是：危機正向我們走來，但我們什麼都沒做；同時它又讓我們明白：我們有能力解決危機。
⑦渥克詳細描述並分析了灰犀牛經歷五個階段：否認、混日子（得過且過，拖延症）、判斷（但猶豫不決，相互指責，推諉責任）、驚恐、行動或崩潰。見《灰犀牛》，第31-36頁。
⑧2019年11月中旬，黃光國教授來北京大學參加第五屆中華文化論壇前見面討論時所說的觀點。
⑨這次選舉的一個特點是，青年世代似乎對造勢的場子興趣不大，他們的投票取向也不受場子冷熱的影響，倒是受網絡、新媒體、自媒體及網紅的影響。
⑩龐建國：“‘天然獨’真不在乎‘悶經濟’嗎?不是不報時候未到”，中時電子報2020年1月13日。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3月號，總第26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