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4日電／近期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文件，要求全面放開放寬城市落戶條件，引發海內外輿論密切關注。從國際經驗來看，城市化和經濟高速增長具有高度相關性，加快城市化發展將有助於激發中國經濟增長潛力。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可持續城市發展中心主任埃利奧特•斯克拉爾對新華社記者說，城市化與經濟發展密不可分，更高的城市化水平可以令很多經濟活動更有效地進行。
斯克拉爾說，從某種意義上說，世界歷史就是不斷城市化的歷史。從歷史上看，無論是英國、美國等率先實現工業化的國家，還是日本、韓國等新近崛起的亞洲經濟體，在經濟高速增長時，無一例外都伴隨著城市化率快速提升。
例如，目前美國超過8成人口居住在僅占全國總面積約3%的城市中，而一個世紀前美國城市人口比例僅約45%。同樣，日本在二戰結束之後的經濟高速增長期也實現了快速城市化。1960年，日本城市化率已達63.3%，1975年升至75.9%。
世界銀行發布的一份城市化研究報告發現，幾乎所有達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城市化率均超過50%；所有達到高收入水平的國家，城市化率均超過70%。
因此，分析人士普遍看好中國的城市化發展前景，因為中國仍有巨大城市化潛力。中國國家統計局的統計顯示，截至2018年末，中國大陸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9.58%，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3.37%。
如果中國城市化率進一步提升至70%，意味著將有數以億計的人口要進入城市。這意味著勞動生產率的快速提高、消費市場的快速擴容、經濟增長潛力的巨大釋放。
世界銀行研究報告的撰寫人之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表示，“結構性變化”是經濟快速增長的關鍵推動力，而城市化就是和工業化、科技進步類似的“結構性變化”。
他進一步解釋說，城市化之所以被視為是經濟增長的“結構性變化”，原因主要有兩方面。其一，城市和農村勞動生產率存在巨大落差，城市製造業或服務業從業人員勞動生產率是農業等產業從業人員的3到5倍。因此，當人們從低勞動生產率的農村來到高勞動生產率的城市，必然促進經濟增長。
其二，城市勞動生產率提升更快。在大城市，效率來自於人群的匯聚：人群越聚集，“知識溢出”效應就越明顯、創意更容易誕生；同時，人群密度越大，基礎設施單位成本就越低，經濟規模效應就越大。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愛德華•格萊澤在《城市的勝利》一書中寫道：從紐約曼哈頓第41街到第59街的一英里距離內，雇員人數達60萬，超過新罕布什爾州或緬因州。
格萊澤寫道：“之所以能承受城市帶來的更高人力和土地成本，唯一理由是城市能帶來足以抵消這些成本的生產效率優勢。”
不過，值得擔心的是，城市化並不總是受到歡迎。斯賓塞援引聯合國一項調查結果說，全球絕大多數政策制定者都傾向於抵制城市化而非歡迎城市化。這主要是因為城市化會帶來一系列“副作用”：交通擁堵、環境污染、街頭犯罪、貧富分化、疾病擴散……
城市化就如同“催化劑”，在帶來高速經濟增長同時，也激化了社會和政治矛盾。這使得人們對城市化存在矛盾情緒：歡迎城市化帶來的經濟福利，反感城市化帶來的社會和政治難題。
並且，這種矛盾情緒往往容易轉化為“權宜”的政策選擇：在經濟高速發展期抑制城市化，控制城市化帶來的問題；在經濟下行期則鼓勵城市化，期待用城市化來刺激經濟發展。不過，城市化是經濟規律，而非政策權宜。即便是那些城市化率已經超過70%的發達經濟體，人口也依然緩慢地在向大城市流動。
斯克拉爾對新華社記者表示，到2050年全球70%以上的人口都將生活在城市之中，因此如何利用通訊和信息技術革命驅動的新經濟發展、為這一龐大人群創造良好生活，是實現公平且可持續的城市化發展的一大挑戰。
來源：新華社 作者：金旼旼 孫鷗夢 潘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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