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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發布粵港澳大灣區規劃 有何戰略考量?
http://www.crntt.hk   2019-02-20 08:43:54
  中評社北京2月20日電/18日晚間,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全文2.5萬字左右。

  做為國家級重大戰略,粵港澳大灣區從去年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以來,一直為外界廣泛關注。昨晚的《新聞聯播》在描述這一戰略時,再次使用了“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這樣的描述,規格可見一斑。

  對中國來說,粵港澳大灣區意味著什麼?這份近期規劃到2020、遠期規劃到2035的重大綱要,對粵港澳地區、乃至對於中國來說將帶來什麼?

  從2016年開始,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就對這一規劃開始了論證與政策建議。今天,我們與IPP的領導者鄭永年教授,就此話題進行了一番探討。以下是我們的對話實錄。

  1.俠客島:從去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到今年兩會前規劃綱要落地,中間經過了接近一年時間。去年我們在專訪霍啟剛等粵港澳地區代表委員的時候,大家對此也有相當程度的關注。為什麼綱要出台的時間這麼長?

  鄭永年:從概念到政策確實需要很長時間,也顯示出高層的重視。中國的創新實踐有很多形式,早期80年代沿海經濟開發特區,十八大後的自貿區,都是如此。這次花這麼長時間,我想主要是為了避免“為了創新而創新”,避免為了特區而搞特區。對比此前廣東發改委、國家發改委的規劃可以看到,綱要的出台是內容逐步在充實。

  這恐怕和領導人的個人風格也有關係。比如京津冀協同發展,其實之前也說了很多年,但突破不大,一直在紙面上打轉。最高領導人親自抓起來之後,經過大量調研,制訂可行綱要,還任命了常務副總理去協調。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也類似。

  相比京津冀,大灣區更複雜的地方在於,京津冀還是省份之間的協調,大灣區則涉及“兩制”地區的協調,難度更大,要考慮各方意見。

  精心構思考慮是有必要的。我們現在不缺政策,缺的是可行的政策,需要非常審慎科學的決策。  

  2.俠客島:2016年的時候,您和IPP的同事就作為智庫向中央提交類似的建議報告,我看消息說當時用的名稱還是“環珠江口灣區”。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理論思考?或者說,從中央的高度謀劃粵港澳大灣區,可能出於怎樣的考慮?

  鄭永年:規劃有時代背景。一方面,中國經濟面臨從數量型經濟到質量型經濟的轉變,國內也有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更重要的是,未來中國怎麼走,如何創新。

  現在我們談粵港澳大灣區,大家會說,那我們去東京灣區、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看看,去學習,這當然是有好處的,但還不夠。從我的角度看這個大灣區,對標的應該是歐盟、應該是之前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曾經進入談判的TPP。

  為什麼?因為和這些地區類似的是,粵港澳也面臨資源整合的問題。

  大陸要告別以往的粗放發展模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各方面的創新;香港的製造業已經都轉移到珠三角了,只剩下金融服務業,面臨發展瓶頸;澳門更是產業單一。三地都面臨瓶頸,各自為戰去突破,有難度。

  但如果把三地的要素結合起來呢?可能就完全不同。這就和歐盟內部很像,分散開,各自力量不算強;合在一起,人員、資本、技術,全要素流動起來。

  比如,香港有很多新技術,沒有市場;珠三角有龐大的市場,但技術不如香港;港澳都有優質的服務業經驗,比廣東強的多,但也沒有市場。香港800萬人,有8所不錯的大學,過一座橋,深圳2000萬人口,沒有類似等級的大學,甚至廣東接近1億人也只有2所985高校。為什麼不整合起來呢?

  我在歐洲工作過,歐洲大學之間的人員流動就很密集。英國脫歐面臨的一大問題就是,以前歐盟有大學的科研基金,英國的學校從中拿了非常多去支持科研,現在可能就沒了。人家是不同的主權國家,資源還能頻繁流動,我們是一國之內,不流動反而造成巨大浪費。

  從歷史上看,歐洲能從二戰之後的一片廢墟上重新站起,歐盟發揮了極大的作用。當然它現在也面臨問題,因為沒有超越主權政府的實體組織從中協調。

  這個意義上,我們反而可以避免歐盟的弊病:粵港澳三地雖然是“兩制”,但我們是“一國”,有中央政府從中協調。換言之,大灣區應該成為“中國內部的歐盟”,既對標歐盟的高標準、好做法,又避免歐盟缺乏協調產生的弊病。

  3.俠客島:從數據上看,粵港澳大灣區應該說是世界最發達的經濟區域之一。這個地區的GDP已經接近10萬億人民幣,接近紐約灣區水平,舊金山灣區的兩倍;進出口貿易額是東京灣區3倍以上;港口集裝箱吞吐量則是這三大灣區加起來的5倍多。但您在此前的文章中卻反覆說,不要單純把大灣區理解成“經濟上的大灣區”,說這不僅對於地區GDP意義重大。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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