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回答了如何與“非藍”交往的問題。
在兩岸特殊狀態與台灣政治體制影響下，島內出現藍、綠、白等政黨派別以及統“獨”政治主張，再加上政治利益或理念的結盟，形成了所謂“非藍”或“非綠”的政治光譜，也就衍生出大陸與台灣各黨派、各光譜交往的前提與原則的問題。目前，紅藍之間有“九二共識”互信基礎，得以展開常態化交往，但紅綠、紅白之間並不存在制度化交往機制。以台灣2024選舉結果為例，民進黨以外的“非綠”固然獲得六成民意支持，但國民黨以外的“非藍”也具有近七成民意基礎。因而有人認為，不認同“九二共識”的“非藍”也是台灣社會“大多數”，進而對島內民意和政局產生不客觀、不準確的判斷。在中華民族共同體論述指導下，衹要認同自己屬於中華民族，認同以中華文化為主體，“非綠”固然是大陸交往、團結的對象，“非藍”中除了極少數數典忘祖的“台獨”分裂分子，即便對大陸存在誤解和疑懼、或者尚不接受大陸方面的兩岸關係主張，同樣應該鼓勵他們參與兩岸交流合作，引導他們客觀看待大陸發展成就、正確看待兩岸關係前途，化解偏見與疑慮。原本親綠的台灣青年網紅鍾明軒，通過親身體驗大陸現代化風貌與民眾對台灣同胞的濃濃親情，對兩岸關係的思想認識發生積極轉變，並不懼“台獨”民粹壓力，表示自己屬於中華民族、喜愛中國文化，在島內青年群體中引發廣泛反響，便是成功案例。
第四，回答了如何支持、團結、爭取島內民眾的問題。
基於上文相關定義，現階段台灣社會可劃為五個成分：（一）愛國統一力量，包括擁護台灣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直轄的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的人士，以及支持和期待兩岸最終實現統一、但具體統一模式和制度安排需要兩岸雙方共同商討和認可的人士；（二）愛國反“獨”力量，包括支持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台灣人是中國人、對和平統一持開放積極態度、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與“台獨”勢力鬥爭的人士；（三）中華認同力量，包括認同台灣人屬於中華民族、信奉中華文化、“中華民國是中國”，不認同“台獨”與“抗中”行徑，支持兩岸和平發展與交流合作，但對兩岸政治談判、統一模式存在疑慮的人士；（四）“台獨”認同力量，包括認為兩岸關係屬於“一邊一國”“一中一台”，對中國歷史和兩岸關係存在明顯誤解、曲解，對大陸、兩岸交流和國家統一存在濃厚疑懼、抵觸心理的群體；（五）頑固“台獨”分子，包括謀求“台獨”分裂的政客和輿論意見領袖、“台獨”狂熱支持者等。要堅定支持愛國統一力量，廣泛團結愛國反“獨”力量，努力爭取中華認同力量，積極轉化“台獨”認同力量，堅決打擊頑固“台獨”分子。總體上看，前三個成分（民意力量）都是大陸方面尊重、關愛、造福的對象，也是兩岸交流交往交融的參與者、貢獻者、受益者。
第五，回答了如何防範和化解“台獨”風險的問題。
針對“台獨”勢力，無論在統一前還是統一後，應通過三個層次予以規制：首先是“法律規制”，即針對頑固“台獨”分裂犯罪分子予以制裁、懲戒、刑罰，這是依法正義之舉，如2021年以來大陸方面先後對吳釗燮等10名“台獨”頑固分子依法終身追責，並對台灣民主基金會等4個機構、宣德能源等4家企業作為關聯機構及金主進行懲戒，2022年以涉嫌分裂國家罪逮捕“台灣民族黨”副主席楊智淵，2023年解除對台企“天亮醫療”制裁措施，今年又對5位抹黑詆毀大陸、煽動兩岸對立的名嘴予以懲戒，近年來涉台制裁措施依法依規、收放自如，彰顯法律權威和效度，近期國台辦發言人透露將出台法律措施，依法嚴厲打擊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行為，而賴清德5·20演講後，解放軍東部戰區的軍事演習也首次以“懲戒”定性，這些都標誌著大陸將依法推進懲“獨”法制化；其次是“政治規制”，即動員島內同胞通過政治體制、社會輿論、群眾路線對“台獨”勢力、“台獨”思想、“台獨”行徑展開有理有力有節的政治鬥爭，同時大陸對台單位及相關組織團體也制定政策措施，組織動員兩岸民眾揭批、抵制和遏制“台獨”分裂活動，維護國家統一；再次是“文化規制”，通過教育引導糾正“台獨”錯誤思想，重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回歸中華民族共同家園，包括編寫正確教材、加強校園教育和輿論宣傳、引入宣誓制度、舉辦集體培訓和交流活動等形式。
第六，回答了解決台灣問題是否有時間壓力的問題。
長期以來，大陸內部對解決台灣問題與實現民族復興的關係存有爭論，並出現“統一時間表”的議論，近年來被“台獨”和外部勢力利用並炒作所謂“武統時間表”，變為“以武拒統”和外部勢力介入中國內政的藉口。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解決，兩岸統一要服從於、有利於民族復興⑤。1949年至今，台灣問題已經形成75年，但兩岸骨肉隔絕悲劇可以追溯到1896年乙未割台，因而解決台灣問題，絕非衹是政權的問題，也不單是治理的問題，本質是認同的問題；另一方面，從五千年中華民族歷史長河與中華文明繁衍傳承的維度來看，台灣當局衹是一個地方割據政權，兩岸特殊狀態衹是千年歷史的一瞬，但中華文明、中華文化早已在台灣社會扎根並創造出與時俱進的特有形態。解決台灣問題的本質是如何體現“多元一體”的大歷史觀，尊重台灣地區的“多元”、服務於中華民族的“大一統”。大陸對和平統一具有足夠耐心，循序漸進推動融合發展，有一線希望就會付出百倍努力，但是，一旦“台獨”勢力突破紅線、犯下歷史罪行，大陸必將執行全民族意志、依法採取非和平必要措施制裁懲戒，國家統一的時間點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到來，即便如此，也不意味著台灣問題“徹底解決”，統一後仍要深化兩岸融合、完善涉台治理、遏阻外部干預，確保長治久安。
第七，回答了如何實現心靈契合的方法論和路線圖的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所追求的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心靈契合論”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台論述的原創概念，散發著民族情感、人文情懷、領袖胸懷的思想光芒，引起兩岸輿論強烈反響，獲得兩岸同胞高度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論述指導我們建構了增進認同的階梯：文化認同是根本、民族認同是基礎、政治認同是結果。因此，在和平統一的道路上，兩岸首先要通過交流交往交融，基於共同的中華文化基因，鞏固共同的中華文化認同，再以中華文化作為最大公約數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最終升華為維護國家統一、追求民族復興的政治認知，形成兩岸同胞心靈高度契合。換言之，即便國家完全統一因頑固“台獨”勢力作亂而進程加快甚至提前到來，統一後還是要尊重規律、尊重現實，持續鞏固文化、民族、政治的認同階梯，不斷鑄牢台灣民眾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三、貫徹中華民族共同體論述思考當前兩岸關係機遇與風險
從短期看，在賴清德5·20就職、開始四年任期的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框架下的重要涉台論述，對兩岸關係、對台工作的指導意義，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針對賴清德當局“台獨”躁動，必須團結島內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揭批抵制、撥亂反正。選後，島內輿論對賴清德兩岸論述傳出不少建議，包括調整“逢中必反”、認同“兩岸同源”等，其中一些聲音甚至來自綠營內部⑥，體現了台灣主流民意對改善兩岸關係的期待。然而，賴清德5·20演講嚴重違背“要和平、要發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灣主流民意，引發島內輿論的強烈不滿和極度失望。特別是其炮製和渲染旨在勾連外部勢力的所謂“民主和平共同體”概念，事實上是在蓄意建構對抗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分裂主義論述。對此，一方面要廣泛團結島內愛國統一力量、愛國反“獨”力量和中華認同力量，共同揭批和抵制分裂逆流，規訓那些“台獨”認同力量看清現實、認清結局、放棄幻想、改弦更張，最大化孤立“台獨”頑固分子；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雙少數執政”的民進黨和賴清德無力顛覆“中華民國憲政體制”，除非有外部反華勢力的明確指示，尚無能力搞“法理台獨”，因而要支持團結島內反“獨”政黨團體展開靈活有效的鬥爭，如在立法機構內糾正和阻擋涉“獨”反中法案等，凝聚撥亂反正的強大合力。
第二，“兩岸一家人”認同是大陸與島內各黨派、各階層人士交往的最大同心圓。藍營長期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是維護兩岸關係大局的重要力量，要引導和敦促國民黨中央珍惜來之不易的國共互信基礎與溝通機制，加強與國民黨執政縣市、基層村里、新世代藍營政治人物、輿論意見領袖的交流合作，提升藍營對維護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知，增強藍營從“中華民國認同”向“中華民族認同”深化的動力；民眾黨雖然對“九二共識”存在偏頗認知，不願觸碰兩岸關係性質問題，但公開表示沒有“台獨”黨綱、認同兩岸同文同種，柯文哲在回應北京“習馬會”時重申“對話比對抗好、交流比斷流好、一家親比一家仇好”，再次確認了對“兩岸一家親”的認知，要通過創新話語論述與“白色力量”尋求交集。衹要具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大陸都願意和島內各界多交往、多接觸，增進互信、化解矛盾。
第三，“文化台獨”是對台灣民眾尤其是年輕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最大威脅，需將其嚴重性提升至與“法理台獨”同等地位。在主客觀各種因素限制之下，民進黨短期內推動“法理台獨”可能性有限，但賴清德作為“務實台獨工作者”，在5·20演講中明目張膽兜售“台獨”史觀，明確否認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基礎，必將大肆利用民進黨手中殘存的行政權力在島內推動“去中國化”和“文化台獨”。因此，應對“文化台獨”威脅，一要靠島內鬥爭，支持反“獨”政治力量運用輿論權和立法權制衡、阻止“文化台獨”推進；二要靠兩岸交流，鼓勵更多台灣年輕人來大陸學習、生活、興業，團結具有中華民族情結和氣節的島內教育界人士；三要研究更精準有效打擊“文化台獨”的方式方法，包括對島內文化教育領域涉“獨”媒體集團、教育機構、幕後資本的制裁懲戒，打斷文教領域“台獨”利益鏈，汲取近年來香港“由亂到治”過程中在境外複雜環境下清理、整頓“港獨”的成功經驗，探索和籌備統一後涉台意識形態治理體系。
第四，充分利用“閩台親上親”得天獨厚優勢與資源，以“廈金（福馬）共同體”建設提升兩岸命運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福建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探索兩岸融合發展新路，應從思想、理論高度加以審視，而非簡單的政策或產業層次。因此，要緊緊團結金馬相親、走出2·14事件陰影、排除“台獨”和外部勢力的干擾，讓廈金、福馬同城化不再衹是單方面政策推動，而是雙方面的共同努力，樹立“兩岸融合，閩台先行；閩台融合，治理先行”的意識，力爭在5年時間內，讓廈金、福馬同城化在基建、經貿、文教、公共服務領域拿出一批過得硬、有口碑、示範性強的成績，真正造福閩台基層百姓，並讓越來越多島內同胞心向往之。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台海形勢進入更加複雜嚴峻的時期，要從更高的戰略格局、更廣的戰略視角、更超前的戰略部署，謀劃對台工作和國家統一事業。為此，要進一步學習和貫徹中華民族共同體論述，解放思想，守正創新，為打“獨”促統破題，為統一後涉台治理開題。
註釋：
①《習近平會見馬英九一行》，《人民日報》，2024年4月11日，01版。
②《中評智庫：張榮恭談災難 以台試戰逼攤牌》，中國評論新聞網，2024年1月8日。
③何星亮，《〈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中華民族共同體學的奠基之作》，《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4年4期，第3頁。
④邵宗海，《中國大陸方面探討有關中華民國定位問題之初探》，《遠景基金會季刊》，12卷3期，第1-43頁。
⑤郭偉峰，《習近平哲學思想與兩岸關係論綱》，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8年，第28-30頁。
⑥張全慶，《丁渝洲暖壽宴變“隱藏版國安會議” 李文忠帶2位賴辦年輕幕僚參加》，台灣“信傳媒”，2024年3月25日。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7月號，總第319期，P15-2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