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美國應對疫情不力，經濟增長不確定性較大。特朗普時期的疫情應對措施不及時、不科學，導致疫情迅速蔓延，衝擊了產業鏈、供應鏈。儘管拜登政府採取了多種管制措施，特別是大範圍推動疫苗接種，為經濟恢復創造了良好條件，但是，美印之間人員往來較多，隨著印度疫情惡化，美國再度暴發疫情的風險較大。美國拜登政府已經出台了2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政府負債規模創歷史新高，如果再度暴發疫情，政府負債就會進一步增加。借債是要還的，一旦美國通過提高稅率來增加政府收入和償債能力，就會打擊投資和消費，不利於經濟發展。如果依靠美聯儲印鈔票來購買國債，導致財政貨幣化，就會加劇美元投放和貶值風險，危及美元信用，進一步降低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競爭力。
最後，美元儲備下降是國際儲備多元化的產物，還需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全球外匯儲備規模從2016年底的90.29億美元增至2020年四季度的2675.2億美元，實現了連續八個季度的增長。由於人民幣資產具有安全性、開放性與便利性優勢，目前已有70多個國家和地區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但也應該清醒認識到，人民幣使用範圍有限，還沒有形成網絡效應，人民幣的國際貨幣地位遠不及中國的貿易地位和經濟地位，還需要在“十四五”期間持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使其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實現新的突破，邁上新的台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