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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實現兩岸最終統一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
中評社╱題：台灣問題的國際環境變化與台海局勢走向 作者：李振廣（北京），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客觀而言，當今之所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國際政治和國際秩序領域，儼然是以中美關係為中心，緊緊圍繞中美關係結構調整及世界未來新秩序構建而徐徐展開。在百年未有之世界大變局的視角下，台灣問題作為中美關係中最敏感的神經末梢，也是中美關係結構性變動的核心指標。台灣問題的走向既是這以中美關係為核心之大變局的重要助推劑，同時台灣問題的結局也是這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終趨勢的風向標。
21世紀的今天，世界已經深深步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對於全球每一個國家和地區來說，都面臨著陌生的、新奇的撲面而來的機遇與挑戰。這場大變局不僅有可能對當今世界經濟社會結構及傳統地緣政治格局產生重大的衝擊和改動，而且也必將對每一個國家和每一個人的生活及未來產生重大影響。無論人們是否做好準備，這場大變局將會成為每一個國家，甚至每一個人都必須面對的，也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在這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初期，人們首先迎來的更多的是挑戰和風險，是一種與之前歷史經驗完全不同的新問題，新挑戰。通過中美貿易問題、新冠肺炎等層出不窮的灰犀牛或黑天鵝事件所引發的骨牌效應，人們已經感受到了這場大變局中新挑戰的威力超乎想象。理論上講，機遇往往蘊藏於危機之中，即所謂危中有機，而今天人們期待的新機遇并沒有接踵而至。或者說人們已經感受到了灰犀牛事件的威力，但是與灰犀牛事件伴隨而來的機遇，人們還在習以為常中熟視而無睹。
一、台灣問題的國際環境發生重大變化
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實現兩岸最終統一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毋庸諱言，美國是攸關台灣問題解決的最主要外部干涉因素。美國的對台政策決定了台灣問題國際環境有利與否的性質，也相當程度上決定著兩岸關係戰與和的性質及兩岸統一進程的路徑與方向。
中美兩國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兩個世界性大國，中美兩個世界性大國自身的變化及其相互關係的變化，將是這場百年未有大變局的核心觀察點，當然這也決定美國對台政策的總方向和台灣問題的國際大環境。自2017年以來，無論是貿易問題還是新冠肺炎問題，不斷有事關世界發展大局的灰犀牛、黑天鵝突然冒出來，中美之間的摩擦與競爭，影響中美兩國及兩國關係，也影響整個世界的形勢與格局，并把世界推向一個明顯不確定的方向。
在這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序曲中，中美關係發生的變化和衝擊已經成為重彩華章。台灣問題作為中美關係中最敏感的政治問題，首當其衝，深受影響。美國對台政策發生了轉折性變化，在中美關係中奏出了一連串不協調的音符。
自2017年底以來，中美關係中摩擦與鬥爭一面成為引人矚目的現象，先是有美國發起的對華貿易摩擦，接著就是蓬佩奧等人挑起的對華意識形態戰略圍剿。台灣問題作為美國在對華戰略中的一顆棋子，也被美國在對華戰略中充分加以利用。對於中國而言，中美關係變差，台灣問題的國際環境就隨之變差；於美國而言，台灣問題是推進中美關係變差的抓手，是把中美關係引向對抗的導火索之一。
自2018年初以來，美國不僅通過了《台灣旅行法》《台北法案》，提升美台關係，而且還在製造兩岸局勢緊張的同時批准多批次對台軍售案，公布對台“六項保證”，并不斷派遣軍機、軍艦在台海周邊活動，為民進黨當局撑腰；不僅如此，美國還鼓動捷克議長訪問台灣，美國親自出馬派遣衛生部長、副國務卿赴台灣地區活動。在美國的帶領或脅迫下，歐洲國家也頻頻藉新冠疫情防疫、人權、民主等議題為台灣張目、發聲。
美國特朗普政府執意揪住台灣問題，狂打台灣牌，其力度、廣度、深度、硬度均可謂前所未有。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美國對台政策的戰略判斷與戰略出發點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至少美國已經初步改變自1979年以來在台灣問題上所持的維持穩定防止劇變的基本政策取向，而轉向更具侵略性和進攻性的台海政策。在美國新的對台政策框架下，中國大陸不再是與美國共同維護台海現狀與穩定的合作者，中國大陸已經變成美國利用台灣問題進行打擊和牽制的戰略對手。
影響台灣問題最關鍵、最重要的國際因素是美國。在美國對台政策發生轉折性變化的情況下，對於中國大陸而言，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解決台灣問題的國際環境越來越惡劣。甚至可以說1979—2019年那種促使兩岸對峙下降，有利於台海和平穩定的積極國際環境正在成為過去，一個催化兩岸對峙上升，推動兩岸關係進入新一輪危險期的消極外部環境已經開始成形。也就是說，美國作為台灣問題主要外部影響因素，其負面、破壞性的一面正在占據主導地位。
二、近期台海危局及其亮點
自2020年9月以來，由於美國接連派出衛生部長、副國務卿到台灣地區活動，嚴重衝擊了中美關係中的一個中國原則。對此，中國大陸也不得不做出堅決回應，加大以軍事手段震懾“台獨”的力度。近期一連串大陸軍機軍艦在台海周邊活動，不僅是對台灣民進黨當局的震懾，同時也是對美國試圖突破中美關係底綫的警示和警告。當前台海局勢高度緊張的根源毫無疑問是美國一手造成的。事實上，如果沒有美國打台灣牌，提升美台關係，為民進黨當局走向“台獨”撑腰，顯然也就不會引發中國大陸在台海地區做出強烈軍事反應。所以，台灣問題國際環境變差是美國有意為之，台海局勢陷入動蕩也是美國有意引導、製造的。
從某種意義上看，中美關係進入自1972年以來前所未有的艱困期，美國對台政策大方向或將會長期向著不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方向走下去。2020年下半年以來美國頻頻在台灣問題上大動作出手，台海局勢如此高度緊張，則與美國特朗普政府末期處於國內政治選舉需要打台灣牌有極大關係，也是未來美國中長期對華政策及對台政策改變的先期信號。這兩大因素的叠加導致了台灣問題外部環境越來越不利於維護台海地區和平穩定。台海局勢動蕩，危機四伏逐漸成為兩岸關係的新常態。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角度看，這次因美台關係提升而導致台海局勢緊張，是中國崛起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中美關係中的量變達到了第一個新的臨界點而出現的階段性結果。
如果以此為基礎對下一階段台海局勢做一個判斷的話，有幾個因素首先值得考慮：
第一，在中美關係中美國打台灣牌雖然還沒有達到極限，但是美國打台灣牌的招數已老。從《台灣旅行法》、《台北法案》到批量多次對台軍售，再到美國內閣官員、副國務卿出訪台灣以及美國軍機軍艦在台海周邊加緊活動，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這些動作的確引發了對中美關係以及台海局勢穩定的重大衝擊，但是在這些招數的刺激作用下所引發的中國大陸對台施壓的對等升級，反而極大壓縮了台灣當局的戰略及戰術空間。美國對台政策再進一步，例如美國國務卿或總統訪問台灣、美台建交等，那將是直接損毀、突破中美關係底綫，導致台海局勢的徹底崩盤，美國政策一旦抵近這一臨界點，台灣牌的作用將走向相反——台灣將真正成為美國手中的纍贅和包袱而不再是對華施壓的有效籌碼。此外，還有一個必須考慮的因素是，特朗普此屆政府末期在台灣問題上進行的超常規操作，具有極其濃烈的“蓬佩奧風格”。但這種高風險激烈對抗的政策風格是不可持續的，或者衹是特朗普政府末期蓬佩奧導演的末日瘋狂，是一種特殊現象。隨著2021年1月20日民主黨入主白宮，新的美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會有必要進行一段時期的觀望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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