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1日電／蛇口開山炮的巨響仿佛還在耳畔回響，鄧小平“不改革就死路一條”的振聾發聵的判斷還在心中蕩漾，中國經濟特區已走過了40個艱辛曲折然而充滿奇跡與輝煌的歷程。作為中國最典型、最成功的經濟特區，深圳成長的歷史，不只是一座城市的發展歲月，同時還是一個轉型國家社會制度變遷與發展道路的探索軌跡，以及一個民族尋求富裕的奮鬥歷程。
經濟特區是中國社會制度變遷的路徑選擇
廣州日報發表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陶一桃文章表示,如果說探尋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歷史擔當與使命，那麼創建經濟特區則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為實踐這一偉大探尋的偉大創造。從中國社會制度變遷的歷史進程和中國道路形成的角度來看，給予經濟特區多麼高的評價都不為過。因為對於今天的中國而言，經濟特區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特殊政策的產物，更不是一項權宜之計，而是中國社會制度變遷和中國道路的邏輯起點，它本身就構成了中國道路的重要內涵。甚至可以說，沒有經濟特區的創建，就沒有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沒有經濟特區的“先行先試”，就沒有中國社會制度變遷的路徑選擇；沒有經濟特區實踐，就無所謂中國道路的探索；沒有經濟特區示範與引領，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發展積累；沒有經濟特區的拓展與創新，就沒有實現中國夢的堅實的制度與物質力量。
所以，對中國社會而言，經濟特區不是一座城市，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實施特殊政策的地方，而是中國社會制度變遷的路徑選擇。經濟特區作為開啟中國改革開放的突破口，同時開啟了中國社會制度變遷路徑的探索征程。經濟特區作為一種強制性制度安排，打破了傳統體制下的一般均衡狀態，使非均衡發展成為中國社會制度變遷的最佳路徑選擇。以深圳為代表的典型經濟特區的輝煌成就，使傳統區域經濟學理論中的“回流效應”“擴散效應”“涓滴效應”都以“中國式”的作用機制“非經典”地展現出來，並詮釋著中國社會制度變遷的獨特路徑。從典型經驗特區到廣義經濟特區，再到經濟特區拓展形式的自貿區、大灣區的建立與形成，是“梯度發展”與“反梯度發展”有機結合的結果，更是制度變遷的收獲。這一制度變遷的軌跡既反映了經濟特區與制度變遷的內在邏輯，又構成了其中的理論機理。
深圳經濟特區建設的主要經驗
文章分析,作為中國最典型、最成功的經濟特區，深圳不僅以其自身的成長、發展與輝煌展示了中國道路的正確性，而且更以其“先行先試”的率先改革形成了自身率先發展的成功經驗，這些經驗不僅是深圳經濟特區的制度財富與資本，同時也構成了中國道路的重要內容。
第一，選擇並堅持改革的市場經濟方向，以優惠政策和立法形式鼓勵民營企業發展。
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中國改革開放開始於1978年，最早的經濟特區建立於1980年8月26日。1992年深圳就已經是一個民營企業占主導地位的城市。深圳鼓勵民營企業的優惠政策和相關立法主要集中在兩大方面：其一稅收優惠，其二貸款優惠。目前，深圳的民營企業占企業總數的99.3%，占全市企業總數的84.7%，占全市GDP和企業上繳稅的近60%以上，深圳民營企業中誕生了4個世界500強，20多個中國500強，主營收入超百億企業60餘家，產生了一大批如華為、騰訊、萬科、比亞迪、中興通訊等優秀民營企業，可謂名副其實的深圳經濟的生力軍。深圳經驗證明：只有市場經濟才能發展好中國。
第二，堅持以開放促改革，加快提升人們對市場經濟的認知能力，從而降低改革的時間成本。
中國社會的改革是從“開放”開始的。首先是引進外資，改革開放前30年裡，來自香港的投資占外資的80%以上。與引進外資同時的是生活日用品的進口，生活日用品的進口不僅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也打開了人們的眼界，同時也把市場經濟的文化帶入了中國。中國的改革開放從邏輯和現實來看，經歷了由政策開放走向制度開放，由外向型經濟走向開放型經濟的過渡與演進。由政策性開放向制度性開放的轉變，關鍵在於契合現代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制度環境的構建。比如，從單純提供優惠政策，轉向提供更加具有吸引力的自由、便捷、可預期的制度——文化環境，從而降低中外投資者的交易成本。
第三，尊重與拓展對人的解放，給每一個公民選擇的權利與自由。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解放生產力開始的，而對生產力的解放的實質就是對人和人性的解放。社會經濟的主體不是國家、城市和單位，而是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經濟人本身。如從20世紀90年代初興起的、能夠自由流動的、從土地中解放岀來的農民工大軍，就是“中國奇跡”的重要創造者。如深圳兩千萬人口，戶籍人口只有五百多萬，四分之三的外來人口構成了城市的建設者大軍。正是對人，這一重要生產要素的解放和選擇權利的給予，中國才成為增長最快的經濟體（深圳連續28年以8%以上的增長率發展），並以自身的發展改變著世界經濟格局。
第四，充分發揮“舉國體制”優勢的同時，構建“大市場、小政府”的經濟社會格局。
中國經濟特區的成功，反映出“舉國體制”所具有的空前的動員力、號召力與集中稀缺資源幹大事的效率。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不僅展示了“舉國體制”的魅力，更彰顯了市場經濟的制度力量和小政府的大力量。
中國進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既是社會改革的直接倡導者與發起者，又是社會改革的實施者。分析來看，這種社會改革能以舉國之力高效實現發展目標，且漸進式改革以經濟改革為切入點，使人民很快感受到改革開放的實惠從而支持改革。此外，漸進式改革為舊體制在一定時期內保留了存在的空間，從而避免了改革的過大風險與社會根本性動蕩，保證了改革的不斷深入推進。而改革的過程實質是用政府的權力來制約政府權力的過程，所以政府的自我革命勇氣和學習型政府是中國社會改革開放走向成功的保障。改革要求政府的職能要逐步從傳統體制下的強權政府走向服務型政府，再走向授權型政府。政府的職能是提供包括制度、法律在內的公共物品與公共服務。政府所營造的法制、寬鬆、自由的社會制度文化環境，是能創造價值的制度性資本。強大的國家與發達的市場作為結果，無疑是令人向往的，但它的實現過程一定是由服務型政府走向授權型政府的轉變過程。
第五，以要素禀賦的變化帶動產業結構的調整與發展方式的轉型，讓創新成為發展的內在驅動力。
深圳經濟特區的起步是從“三來一補”開始的，因為當時的中國最廉價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力，而最稀缺的生產要素則是資本與技術。然而，當深圳經濟踏上高速增長的軌道時，一方面，勞動力價格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一同提高；另一方面，自然資源先天不足的約束很快顯現出來，並引起決策者們的切實關注。從以“三來一補”起家到以高新技術產業為支柱，深圳不失時機地選擇了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1999年深圳就形成了以高新技術為主體的生產結構，其代表就是一年一度的“高新技術產品交易會”，目前已舉辦了20年。據《2017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深圳—香港地區以4.1萬項國際專利數排名全球第二，而深圳新興戰略性產業收入已占全市GDP的近60%。
創新不僅可以讓一個社會擁有更多的財富與資本，不僅可以通過增加產品的附加值來改善一國的貿易結構，不僅可以用減少資源消耗的方式創造價值，不僅可以為人類自身創造難以置信的美好生活和神奇的未來，更重要的是它將改變人們的觀念，並以觀念的力量改變社會。從長遠來看，創新給人類帶來的文化和觀念的收獲甚至高於創新所創造的財富與產值。
第六，解放思想，敢於創新，寬容失敗，營造寬鬆、包容、自由、分享的改革開放的文化環境。
40多年前，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從解放思想開始的。如果說改革開放是中國制度變遷的路徑，那麼解放思想則是實現這一路徑的前提與保障。沒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的實踐，而改革開放又把解放思想從理念變成了現實；沒有敢於創新的精神，就不可能有中國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原動力，而中國社會持續發展的現實又為敢於創新提供了更加廣闊而包容的制度空間；沒有寬鬆、包容、自由、分享的社會環境，就不可能有社會經濟的主體——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而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展與展現又為寬鬆、包容、自由、分享的社會環境注入新鮮的活力與創造力。從深圳湧現出許多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極具影響力的口號與理念，如“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等。
觀念不能直接改變社會，但能改變人，而人則能改變社會。實踐證明，真正創造財富與價值的不是資本與技術本身，而是能夠使資本與技術創造價值的人，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資本與技術才能成為創造財富的財富。就此而言，深圳經濟特區的成功並不是簡單的資本與技術的勝利，甚至也不是資源的勝利，而是觀念與制度的成功。正如深圳經濟特區不僅僅屬於深圳，而是中國社會由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試驗田、中國奇跡的典型代表、中國道路成功的縮影一樣，深圳經濟特區成功的經驗也不僅僅屬於深圳。它不僅印證了中國道路的正確性，同時也為發展中國家解決發展中問題提供了可供借鑒的中國方案。
一個民族能向後看多遠，就能向前走多遠。對經濟特區40年發展歷程的回顧與總結，正是為了行穩而致遠的思考與探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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