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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學廣東產業發展與粵港澳台區域合作研究中心主任陳恩(中評社 蘭忠偉攝) |
中評社香港6月1日電(記者 蘭忠偉)暨南大學廣東產業發展與粵港澳台區域合作研究中心主任陳恩日前在“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進一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研討會上表示,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既是粵港澳區域經濟社會文化自身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國家區域發展戰略重要支撐點,是國家借助港澳國際窗口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要探索,也是豐富和發展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創新,是充分發揮港澳地區的總和優勢,為港澳發展注入新動能,提升其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全方位開放中的引領作用的重大舉措,因此,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承載著國家多重戰略功能。
陳恩指出,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群建設規劃作為國家戰略、國家核心區域合作發展規劃的制定及跨境治理的實施,既是對“一國兩制”實踐的豐富、完善和創新發展,也是在新時代下中國探索參與全球治理、區域治理的一個“先行區”和試驗田,在新時代下,中國為全球跨境合作與經濟社會治理貢獻的新方案和提供的新示範。
他還建議,要制定“灣區人才計劃”,通過自身培養和引進、積累全球高端人才資源、構建人才灣區。建設粵港澳灣區的核心型人才,需大量引進和培養各類高端人才。“培養人才的核心是要建設新型的大學。應利用現有香港和廣東在大學教育和人才培養的學科優勢,加快構建一大批國際一流或國際知名的高水平大學,使之成為注重培養創新創業文化和人才的創新大學。大灣區要培植和構建容忍失敗,鼓勵創新的氛圍,扶持和鼓勵造大樹,引鳳凰,培養產學研一體化的創新生態和創新環境。”
陳恩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具有四大戰略優勢。
第一,政策優勢。粵港澳大灣區地處中國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最前沿,先後設立有深圳特區、珠海特區、南沙新區、前海深港合作區、橫琴粵港澳緊密合作示範區、廣東自貿區等一系列改革開放試驗區,擁有一國兩制、自貿區、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國家級新區、粵港澳合作示範區等改革創新先行先試的政策集成優勢。
第二,產業優勢。香港是著名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自由貿易港,澳門是知名的全球旅遊目的地,現代服務業高度發達;珠三角是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基地之一,具有發展先進製造業的堅實基礎。2015年,粵港澳大灣區的地區生產總值高達8.5萬億元,以占全國不足1%的國土面積,創造了全國12.3%的GDP。
第三,區位優勢。粵港澳大灣區背靠內陸,連接港澳,面向東盟。從灣區出發,往東是海峽西岸經濟區,往西是北部灣經濟區和東南亞,可通過南廣鐵路等陸路交通和海洋運輸快遞連接中國內陸與東盟各國,是國際物流運輸航線的重要節點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
第四,交通物流優勢。粵港澳大灣區擁有5個國際機場,年客流量達到1.74億人次;擁有香港、廣州、深圳、珠海、中山、南沙等優良港群。區域港口集裝箱吞吐量達到世界三大灣區總和的5倍以上。其中,深圳港、香港港、廣州港都是世界集裝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國際性大港。區域內鐵路網、公路網密布,城際交通發達,特別是港珠澳大橋的建設更將使珠江口東西兩岸形成完整的交通閉環,極大促進珠江兩岸的經濟交流合作,提升粵港澳三地的互補功能。四通八達的海陸空立體交通網絡使粵港澳大灣區具有交通便捷、物流成本相對較低的突出優勢。形成了開放、兼容、務實、創新的嶺南文化。而港澳的特殊歷 史以及江門、中山等著名僑鄉,又使粵港澳大灣區兼具華僑、 英語和葡語三大文化基因,成為連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重要紐帶。
第五,人才優勢。粵港澳大灣區各類高校和專業機構雲集,擁有香港大學、澳門大學、中山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等眾多名校。據不完全統計,該區域僅在校大學生和研究生就超過180萬人,平均每30多人中,就有一名在校大學生或研究生,人力據統計,2015年粵港澳大灣區的地區生產總值達到8.5萬億元,約合1.3萬億美元,是舊金山灣區的2倍;進出口貿易額約1.5萬億美元,是東京灣區的3倍以上;總經濟體量接近紐約灣區的水平。從目前看,粵港澳大灣區在經濟體量、人口規模、人才資源等方面都已具備了打造世界級灣區的堅實基礎。資源儲備非常豐富,是著名的智力密集區和人才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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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恩亦談到,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需要突破五大瓶頸和障礙。
第一,粵港澳區域的“兩制”差異,既是突出特點和顯著優勢,但如果處理不好,首先會成為進一步深化合作的屏障和阻礙。相對於內地京津冀、長三角區域發展,粵港澳三地分屬三個獨立關稅區,行政模式、政策手段難以銜接;實行不同的制度和法律法規,在信息、邊檢和市場等管理上存在差異。從跨境府際治理層面看,粵港澳三方屬於平行主體,政府事權有限,粵港澳合作的具體政策需要國家有關部門的授權,在原有合作機制框架內難以有效發揮協調功能。例如服務業合作,涉及到營商環境和法律制度方面建設,尤其是在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過程中,合作事項涉及CEPA框架下內地與港澳作為獨立關稅區的政策協調,很多事權都屬於中央有關部門,三方自主協商範圍較小。若要將粵港澳進一步融合成大灣區經濟圈和生活圈,跨境府際協同治理難度較其他灣區或國內城市群更大。
第二,“一國兩制”下粵港澳三地合作開始進入深水區,港澳發展中諸多深層次問題需要通過區域“深度合作”來解決,但同時由於區域協調上的不暢通,粵港澳在某種程度上又較難擺脫各自打算、各謀發展的單打獨鬥的格局。大灣區內擁有三大核心城市香港、廣州和深圳,後兩者經過多年快速發展,在經濟總量上已可與香港並駕齊驅。政府如何在市場規律下的跨境整合中發揮適宜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如何協調好多中心區域內的合理分工與定位,需要構建新的協調機制。
第三,香港增長動能與其在國際化分工中的功能地位密切關聯。香港正處於與國際、國家及區域多重融合過程中,香港未來發展動能的構建,關鍵環節是要強化在國家分工中的節點功能與優勢地位,其中香港融入全球和融入國家這兩個方向是相輔相成的。在大灣區架構下,港澳進一步融入內地和更好地保持國際化品格將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國家將支持香港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人民幣國際化等重大發展戰略中發揮優勢與作用,為香港“謀劃未來”指出了方向。粵港澳三地應通過共建更多國家合作平台,將香港的國際化優勢與廣東的製造業優勢充分結合起來,一起邁向國際分工體系高端。港珠澳大橋的開通,也將產生強大的經濟效應,有助於打造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搭乘國家發展的快速列車構築堅強後盾。
第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發展面臨的另一瓶頸因素是產業布局的重構和產業發展的失衡。目前灣區裡面各個城市的產業發展程度不一樣,珠江兩岸城市的產業發展差異也很大,主導產業不突出。對標世界上幾個著名灣區,灣區經濟都有主導產業也有特色,紐約灣區是金融創新灣區,舊金山灣區是科創灣區,東京灣區是產業灣區,但是反觀粵港澳大灣區現在製造業、高科技產業、金融業等都有,但是又都不是太突出。“怎麼樣做到製造業和服務業聯動起來,怎麼樣做到高科技和傳統產業平衡和良性互動,我們覺得這是下一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挑戰。”
第五,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條件下,如何協調和處理好自貿區與大灣區、CEPA與舊經貿協議和珠三角規劃綱要、粵港澳合作框架協議與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的制度對接、規劃協調等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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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突破制度、地域、產業等問題上的種種瓶頸,陳恩建議到,要以國際一流灣區為對標,為粵港澳大灣區進行高標準規劃。他指出,做好粵港澳世界級大灣區和城市群的“頂層設計”,不但要以國際一流灣區,如美國的紐約灣區、日本的東京灣區等為標準,借鑒和吸收它們的成功經驗和城市群產業布局與功能結構,來確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定位、方向、目標和城市群布局與結構,而且要以世界一流灣區為模板來研究制定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大灣區產業體系、城市群功能結構和綠色生態優質生活圈等方向的分規劃。
其次,構建以負面清單管理和准入前、後國民待遇為特色的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機制,探路習近平新時代下中國式開放升級版;增強科技投入,整合全球高端資源,打造粵港澳“創新之灣”和穗港深“創新走廊”。
陳恩認為,要將廣東自貿試驗區升級轉型為自有貿易港區,以點帶面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和泛珠合作區域的發展,在廣東自貿試驗區和大灣區建設的聯動發展上,自貿區是引爆點,是核心,大灣區是承載區域,泛珠三角是輻射範圍。
他還建議,要制定“灣區人才計劃”,通過自身培養和引進、積累全球高端人才資源、構建人才灣區。建設粵港澳灣區的核心型人才,需大量引進和培養各類高端人才。“培養人才的核心是要建設新型的大學。應利用現有香港和廣東在大學教育和人才培養的學科優勢,加快構建一大批國際一流或國際知名的高水平大學,使之成為注重培養創新創業文化和人才的創新大學。大灣區要培植和構建容忍失敗,鼓勵創新的氛圍,扶持和鼓勵造大樹,引鳳凰,培養產學研一體化的創新生態和創新環境。”
“同時,我們還要大力發展灣區海洋經濟。”陳恩指出,21世紀是海洋世紀,大灣區所在的南海海域是海洋資源最富集和國際貿易遠洋航線最密集的特殊海域。我們應秉持海陸一體、海陸統籌的概念。創新大灣區海洋資源開發、海洋產業建設、海洋航線發展和海洋生態保護的海洋經濟發展規劃,加快南海水域可燃冰、海底石油、天然氣和其他深海礦藏的勘探、開發,加快海洋戰略性新興工業和臨港工業的建設,大力加快大灣區海洋經濟區和南海海洋經濟的發展。
他亦強調,要建立由中央政府主導形成跨境、跨域和跨產業領域的協調機制和治理模式。粵港澳大灣區面臨的最大的特殊性,是涉及“一國兩制”下的跨境治理,存在如何完善協調機制的艱巨任務,存在“兩制磨合”。目前的“體制機制安排”,是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和粵港澳四方共同簽署協議來推進。之外,簽署四方每年將定期召開磋商會議,協調解決大灣區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和合作事項,並就推進大灣區建設訂定年度重點工作,由四方以及國家有關部門達成一致意見後,共同推動落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