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就是要培養年輕人的中國傳統文化修養，具有中國國性才是真正的中國人。其實不僅在港澳台，在大陸內部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就是年輕人缺乏國性。
所以我們的愛國教育應當包涵對於傳統文化的實學實修，最好入手點就是學習中國傳統禮儀文化。我們中國成年有冠禮，結婚有婚禮，祭祀有祭禮，行住坐臥、灑掃應對都有相應的禮儀。
最近由香港中文大學國學中心和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合作舉行的青少年禮儀文明教育就非常好，未來澳門基金會考慮也加入支持這個項目。我也非常盼望能夠以大灣區作為平台，讓大灣區內的年輕人學習我們的傳統禮儀，各個做文質彬彬的中國人。
中評社：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2019年是建國70周年。在您看來在這70年和40年中，香港對於國家發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香港自身發展與國家發展之間存在怎麼樣的關係？
凌友詩：不論是新中國成立70年，還是國家改革開放40年，香港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如習近平主席在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所說，“40年改革開放，港澳同胞是見證者也是參與者，是受益者也是貢獻者。”
的確在改革開放後，香港不僅在內地投資興業，而且對內地市場經濟起到了示範作用，助推了內地體制改革。可以說香港是國家改革開放的一個示範點。
習主席在當次講話中也特別提到香港經驗對於中國國家治理的參考意義。我認為香港對於國家治理不僅有正面意義，也有負面意義。比如過分的言論自由導致香港社會趨於碎片化，甚至出現本土、港獨等主張；又比如香港作為完全開放的金融市場，金融保護傘非常脆弱，難以避免受到世界金融動盪的巨大影響。此外還有國家認同問題、國民教育問題、大法官的任命、終審權歸屬等等。
這些問題對於未來國家治理有兩方面參考價值，一是為未來“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提供借鑒；二是為未來內地進一步改革開放，如何穩中求進提供參考，有助於國家治理體系的建設。也可以說國家是在借香港練兵，學習管治一個和內地不一樣的資本主義社會，把未來同樣可能發生在內地的事情在香港先演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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