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我開展了一個針對聯合國成員國的公關活動。第一步就是舉辦一系列大、中、小型會議，請接受援助國家的大使和代表們參加，向他們解釋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的作用，告訴他們怎樣從我們部的各項工作中得到益處。這些會議一般都是非正式的，沒有太多正式禮節的約束。第二步就是對特別有影響力的大使展開一對一的工作，方法就是經常用我自己的錢請他們吃午餐，向他們解釋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的工作怎樣給他們帶來好處，還告訴他們如果希望看到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在出錢國家的攻擊下還能夠繼續生存下去，他們就必須支持這個部門，尤其是在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簡稱經社理事會）會議和其他會議上表示支持。我也經常和發達國家的大使們舉行工作午餐，告訴他們全世界說來說去都是在一起的，假如發展中國家越來越走下坡路，最終會影響到發達國家。由於我的朋友伯突奇的幫助，我和意大利大使建立了很好的關係，有好幾次這位大使給我幫了大忙。通過我部門的另一位同事田島先生的幫助，我還和日本大使建立了良好關係，又通過我的美國好朋友甘維珍和韓國大使柳宗夏建立了良好關係。同時我在聯合國任上，一直同歷屆英國、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保持了很好的關係。但我和法國大使的接觸比較少，因為法國大使是一個比較高傲的人，而且過去我也一直沒認識什麼法國人。
我當時需要盡快地與兩位聯合國高級官員建立密切關係，他們同我的工作聯繫緊密。第一位就是聯合國秘書處的第二把手，總幹事安東尼·布蘭卡先生，第二位是國際經濟社會發展部的聯合國副秘書長拉菲·阿赫曼德（Rafee Ahmed）先生，這兩位是我到聯合國後最早去拜會的人。1991年3月21日，我拜會了布蘭卡先生，第二天即3月22日拜會了阿赫曼德先生。布蘭卡是法國人，非常友好、有禮貌，可是很少表示一個非常清楚肯定的意見。他在聯合國的位置可謂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唯一比他職位高的就是聯合國秘書長。他是我的頂頭上司，我的日常工作都要向他匯報。阿赫曼德是巴基斯坦人，也很友好、有禮貌。他知識非常淵博，總是樂於助人，他在經濟與社會方面的主要工作是調查研究，而我在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付諸實施。我們兩個部門可以說是互補的關係。
出錢的發達國家對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的態度各有不同，但總的來講，如果我們部被其他部門瓜分的話，他們會更高興的。但是我覺得我還是可以把形勢搞得好一些，方法就是仔細分析每個國家不同的情況，有針對性地分別做工作。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署長比爾·德瑞伯先生是美國前總統老布什的朋友，是一個堅定的共和黨右派，在我到達聯合國前他就知道我，我還在倫敦時他就給我寫了一封信表示歡迎，希望和我一起密切地工作。我4月8日去看他，我們馬上就建立了非常親密的友誼。他當時表示，願意用任何可能的方式幫助我，有信心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之間開展合作。後來他又把他手下的司長們介紹給我手下的司長們，雙方的司長們建立了一個工作組，來協調兩個組織的工作。但從一開始我就很清楚，他真正的目的是最終吞並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後來當我們部遇到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時，他就問我願不願意和他一起喝茶。喝茶時他就說，解決這個嚴重問題最好的方法是我們兩個部門合併，我成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副署長。我預料到他是有備而來的。我很清楚，如果兩個部門要合併的話，一個真正的、能無條件地為一切需要幫助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的組織將不複存在。在喝茶以前我已把我的想法同中國大使們談過了，他們都同意我的觀點。所以當德瑞伯提出他的想法時，我馬上就回答，這個計劃根本免談。他理解我的立場，就說，那就當做咱們從來沒提起過這件事吧。他確實遵守了這個諾言，從此以後再沒有任何公開的行動試圖把我們吞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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