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政府職能轉變，或政府與企業和市場關係方面的改革。總體來說，政府逐漸退出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參與，轉而承擔通過再分配促進社會發展的職能。不過，中國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對經濟發展的高度關注，在很長時間裡體現在地方政府之間推動地方GDP增長從而使財政能力增長的競爭。這種政府作用方式對於把改革形成的激勵轉化為增長速度，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與此同時也產生了政府過度介入直接資源配置、妨礙市場機製作用的負面效果。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簡政放權改革向縱深發展，政府職能越來越多地轉向履行促進教育發展、加強社會保護、維護市場秩序、宏觀經濟調控等公共品供給等責任。
對外開放與上述經濟改革過程，具有推進邏輯上的一致性，在時間上是並行不悖的，從效果上看是互為條件和相互促進的，推進方式是相同的，即採取了循序漸進的方式。通過擴大國際貿易、引進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外投資、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以及近年來積極實施“一帶一路”建設等，對外開放使中國最大限度地參與到經濟全球化中，同時對實現企業成為競爭主體、吸納國外技術和管理經驗、加快中國市場主體學習資源配置的過程、在經濟增長中兌現人口紅利、在產業發展中獲得比較優勢等一系列改革和發展目標，起到了促進作用。
話題之三 中國特色道路的本質本源
文章指出，絕大多數研究者和觀察者都高度認同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成功的。面對同樣的中國經驗，如何找准並理解其背後的改革出發點和推進邏輯，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大多數研究者觀察到了中國改革的漸進性質。針對計劃經濟條件下微觀環節的體制弊端，農業中和企業中的改革直接切中缺乏激勵和低效率的問題，可以採用諸如承包制這樣的改革形式即時改善激勵、增加生產、推動經濟增長。在顯示了改革成效從而堅定了社會對改革信心的同時，更加有活力的微觀經營單位開始尋求更多的計劃外生產要素投入，以便進一步改善配置效率、增加經營利潤和勞動收入。因此，改革順理成章地進入資源配置的層面，在計劃機制之外生長出市場機制，並不斷擴大後者調節產品流通和生產要素配置的範圍和規模。隨著產品和要素市場範圍的擴大，價格逐步地擺脫計劃控制，轉向由市場供求和相對稀缺性決定。
人們觀察到的另一個特點是改革的增量性質。改革從解決激勵問題和微觀效率入手，卻不過早地涉及存量的調整，因而不會傷害傳統體制下的既得利益群體。堅持增量改革原則的著眼點在於降低改革伴隨的社會風險和人的代價，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風險。
所以，中國的改革雖然在一段時間裡並沒有清晰地形成某個既定的目標模式，但是從其起步伊始，根本出發點以及推進邏輯便十分明確，即鄧小平所說的“三個有利於”——發展生產力、增強國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從這個目的出發發動和推進改革，並以此作為改革方向是否正確、改革方式是否恰當、改革成效是否滿意的衡量標準。
正是由於堅持了這個改革哲學和直接出發點，才使中國改革的指導原則和推進方式並沒有陷入任何先驗的教條中，既不照搬任何既有的模式、道路或共識，又堅持漸進式改革方式，更秉持了改革、發展和共享理念。由此，改革、發展和穩定成為一個整體。改革是為了發展，也要服從於穩定，而發展成效被用來檢驗改革道路的正確與否，穩定則為進一步改革創造條件。
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指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開放的初心和使命。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把中國共產黨與世界上其他政黨區別開來的試金石，其正確性也為中國實踐所檢驗。
世界經濟發展中，長期存在一個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兩難”問題。經濟增長、技術變遷和經濟全球化，總體上無疑都具有做大蛋糕的效果，然而卻並不能自動產生分好蛋糕的效果，即不存在經濟發展與收入分配關係的所謂“涓流效應”。只有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通過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安排，可以打破這個兩難，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
通過擴大就業和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產業之間重新配置勞動力，兌現人口紅利而實現的高速增長，從邏輯上講，應該是一種共享型的經濟發展模式，而且中國經驗也證明如此。我們可以通過回顧改革開放期間的經歷，特別是結合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考察中國城鄉居民如何通過在時間上繼起且在空間上並存的三種途徑，分享了改革開放發展的成果。
第一，在典型的二元經濟發展階段上，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雖然抑制了工資水平的提高，卻保持並強化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創造了更多的非農就業崗位，提高了城鄉居民特別是農民收入。
第二，在中國經濟迎來劉易斯轉折點之後，隨著二元經濟的一些特征逐漸消失，勞動力短缺顯著提高了勞動者在就業市場上的談判地位，普通勞動者工資和低收入家庭收入加快提高。普通勞動者工資的上漲這一劉易斯轉折點特征，相應推動了收入差距峰值即庫茲涅茨轉折點的到來。按不變價計算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縮小，全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亦不斷降低。
第三，與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時間點相吻合，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明顯加大了再分配政策力度，通過推進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充分化和均等化，使經濟發展的共享程度得到進一步提高。勞動力市場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加快建設和不斷完善，使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更加協調，更加凸顯了中國經驗中內含的廣泛包容性。
總之，40年來，中國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把改革開放作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通過改革開放解決前進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以“三個有利於”判斷改革開放成效，形成了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堅持基層探索與頂層設計相結合的改革路徑、堅持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共享發展等一系列重要發展經驗，這些經驗和啟示在新時代的改革開放歷程中仍將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新時代新起點，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目標和決心不變，我們將義無反顧地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進一步解放思想，科學統籌，狠抓落實，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風正帆懸、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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