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香港政府應與其他灣區城市政府建立起穩固有效的溝通聯繫機制。2022年9月，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設立13個粵港合作專班，涵蓋北部都會區、南沙方案、創新及科技、金融、商貿、青年就業創業實習、推進法律及爭議解決、航運及物流等重點合作範疇。與世界上其他成功的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最大的障礙在於融合的程度低，存在行政、制度、文化等重重壁壘，尤其是行政壁壘較難打破。香港雖然歷來是“小政府，大市場”，但灣區建設仍需香港政府來做“領頭羊”。自“愛國者治港”原則確立以來，香港政府積極行動，發揮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中的作用，從打破行政壁壘這塊“最難啃的骨頭”啃起。上述合作專班是灣區城市打破行政壁壘的“星星之火”，後續仍應不斷推進、完善，直至能夠靈活配合灣區經濟主體的需求，服務灣區建設的大局。
第四，香港應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扮演好超級聯繫人角色。香港是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三大中心，擁有完善的法治、自由發達的營商環境和獨特的國際地位。這些優勢既能夠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服務，也可以在建設的過程中得到進一步完善、深化。
第五，香港與其他灣區城市之間應打破“誰服務誰”的思維模式，而是將彼此視為一個整體，充分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灣區建設的意義和成功的關鍵是人員、資本、技術等要素的自由流動、相互交融，世界上其他灣區的經驗也證明，灣區內城市融合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取得成功。在這個過程中，灣區內城市定位各不相同，城市之間的競爭不宜放大，更應形成“共榮共享”的氛圍。祗有每個城市都充分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大灣區的發展才會更快，個體利益才會最大化。
張爽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目前仍處於起步階段，但“道阻且長，行則將至”。香港以其獨特的制度優勢為內地第一輪改革開放作出了重大貢獻，在改革進入深水區的今天，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香港和內地同樣意義重大。百年變局到來之際，在政治、經濟、科技等多方面譜寫新篇章，為全體中國人民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和未來，這是粵港澳大灣區肩負的新的歷史使命，也是香港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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